那一刻 我只能跪下
2025年09月03日
字数:1968
■袁秋乡
我常想,若有来生,绝不再做记者。因为人生艰难。可转念一想,若真有来世,终究还得做记者,也因为人生艰难。
上世纪改革开放之初,农村推行“包产到户”,城市则掀起“军转民”的浪潮。由此引发的震荡,可谓山呼海啸。
西安一直是大型军工企业重镇,东郊星罗棋布着庆华、昆仑、黄河、秦川等巨无霸企业。它们自成体系,从生产到生活形态完备、结构严密,构筑了一个个可以闭环运转的小社会。
这样的企业,曾是一代年轻人的梦想。走进工厂,犹如王子走向宫殿。每到上下班时分,厂门口便涌现出一道蔚为壮观的人流——工人们推着自行车,摩肩接踵、有说有笑,生龙活虎。
这些体制内的“老大哥”,忠诚国家,热爱岗位。穿着统一工装,在统一指挥下做统一的工作。一家几口、甚至祖孙三代都是军工人,那是他们的光荣,也是他们的人生。
然而一夜之间,“铁饭碗”被市场的重拳砸得粉碎。买断工龄、停薪留职、再就业、自主创业……这些闻所未闻的名词还未搞明白,就已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生活的洪流改道,他们却猝不及防地被推了出来。老路被切断,新桥尚没打通。工人们茫然无措,困惑于社会的巨变。甚至怀疑国家是否将他们遗忘?
有一段日子,某厂报的总编辑反复邀我吃饭。我工作忙,也体恤他们生活不易,一直推脱不去。直到某个下午,他突然闯进我的办公室,不容分说将我拉进一辆旧吉普。车停在西安第一家五星级的“金花饭店”门口。
我心中一沉:那个年代,普通百姓谁会来这种地方?等待我的,会是什么?
饭店的玻璃墙面上霓虹闪烁,巨大的水晶吊灯、富丽堂皇的装修,让人看着眼晕。餐厅宽敞明亮,桌子穿着“裙子”、椅子穿着“礼服”,转盘上的菜肴精美得如同艺术品。可围坐在它周围的人,却衣着寒酸、神情局促,眼中写满迷茫与悲怆——他们都是某厂的下岗工人。
我还未开口,一位老师傅手臂一挥,众人齐刷刷起身,“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请记者同志为我们主持公道!”
膝盖撞地的声音,沉闷如雷,尖锐如刀,震得我肝胆俱裂。
工人师傅们无法接受改革的剧变,无法相信命运这样翻脸不认人。他们想到了报纸,想到了记者。
那时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讨公道,找记者。”前几次邀约被我推却,他们以为是自己“诚意不够”,便咬牙凑钱,选了最贵的地方,一人点一个菜,赌我会动心。
我瞬间浑身虚汗淋漓,“扑通”一声也跪下去,情绪激烈地说:“师傅们,请你们做一个选择,要么我们一起坐着说,要么我就一直跪着听。”
此情此景,我只能跪下,心里才能安宁踏实。君子跪天跪地跪父母,我跪在天之下、地之上,跪给我的衣食父母,跪给真实苦难的人间。
众人愣住,陆续起身。我又指着满桌菜肴“威胁”他们:“谁点的菜,自己打包带回家。否则我一句话也不听,一个字也不写。”
那一晚,围绕工厂改革、工人命运、现实与未来,我和工人们进行了一次最为沉痛的对话和采访。
我深知国家正在开创新的天地,过去的一切都在翻篇,改革开放是国策,是民族希望所在,军工转型势在必行。
可我也深知,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活生生的生命。
他们声泪俱下地讲述着从未经历过的艰难与屈辱:摆地摊时帽檐压到最低,仍被熟人掀开调笑;有的一家老小好久吃不上一口肉,有人等天黑了去菜场捡菜叶;在小饭馆端盘子遭人刁难……他们曾经那样地顶天立地,豪迈自信。此刻,眼泪都在无声地流、啜泣都压低了声音……
我默默记录,泪流不止。
我难过,心痛,却拔剑四顾心茫然。黄河九曲十八弯,总有小船搁浅、鱼虾被甩上岸,哪怕她是母亲河……时代豪迈的脚步下,全是破碎的小人物啊。
那时的报纸还没有舆论监督的栏目,每天人们在报纸上看到的,不是领导讲话、重要会议,就是形势大好、成就辉煌。若遇重大问题,只能写成“内参”呈送领导。
我连夜将采访内容写成一份“内参”,报社领导阅后也感叹唏嘘,立马派人送给一位副省长。副省长做出批示,并专程探望安抚了工人。新华社陕西分社又将其编发为“大内参”,呈送国家有关部门,引发更高层关注。
当然,改革的巨轮不可能摇摆或者慢半拍,更不可能按照工人们的意愿完美解决。但在再就业安置、贫困家庭帮扶、创业政策支持等方面,确实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完善与调整。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这样的遭遇并不少见:被拐卖的孩子经我呼吁获救,母亲要磕头;被家暴的女子经我报道得以申冤,她要磕头;南方投资人被骗得倾家荡产还差点蒙冤入狱,我写“内参”助他讨回公道,他也要磕头。
我拒绝了他们的任何感谢,因为我承受不起。但是我记住了那位南方投资商握着我的手说的一句话:“您让我相信天塌了,太阳还在。”
一个合格的记者,心不能死,血不能凉。不做高高在上的审判者,而是俯身倾听大地。唯有如此,才能让飘在云端的那些人,听见泥土中的呻吟。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几十年过去了,每每想起这些事,我的心依然会疼痛不已。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放弃当初的选择与坚持。
只愿弱笔所向,皆是光明。
我常想,若有来生,绝不再做记者。因为人生艰难。可转念一想,若真有来世,终究还得做记者,也因为人生艰难。
上世纪改革开放之初,农村推行“包产到户”,城市则掀起“军转民”的浪潮。由此引发的震荡,可谓山呼海啸。
西安一直是大型军工企业重镇,东郊星罗棋布着庆华、昆仑、黄河、秦川等巨无霸企业。它们自成体系,从生产到生活形态完备、结构严密,构筑了一个个可以闭环运转的小社会。
这样的企业,曾是一代年轻人的梦想。走进工厂,犹如王子走向宫殿。每到上下班时分,厂门口便涌现出一道蔚为壮观的人流——工人们推着自行车,摩肩接踵、有说有笑,生龙活虎。
这些体制内的“老大哥”,忠诚国家,热爱岗位。穿着统一工装,在统一指挥下做统一的工作。一家几口、甚至祖孙三代都是军工人,那是他们的光荣,也是他们的人生。
然而一夜之间,“铁饭碗”被市场的重拳砸得粉碎。买断工龄、停薪留职、再就业、自主创业……这些闻所未闻的名词还未搞明白,就已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生活的洪流改道,他们却猝不及防地被推了出来。老路被切断,新桥尚没打通。工人们茫然无措,困惑于社会的巨变。甚至怀疑国家是否将他们遗忘?
有一段日子,某厂报的总编辑反复邀我吃饭。我工作忙,也体恤他们生活不易,一直推脱不去。直到某个下午,他突然闯进我的办公室,不容分说将我拉进一辆旧吉普。车停在西安第一家五星级的“金花饭店”门口。
我心中一沉:那个年代,普通百姓谁会来这种地方?等待我的,会是什么?
饭店的玻璃墙面上霓虹闪烁,巨大的水晶吊灯、富丽堂皇的装修,让人看着眼晕。餐厅宽敞明亮,桌子穿着“裙子”、椅子穿着“礼服”,转盘上的菜肴精美得如同艺术品。可围坐在它周围的人,却衣着寒酸、神情局促,眼中写满迷茫与悲怆——他们都是某厂的下岗工人。
我还未开口,一位老师傅手臂一挥,众人齐刷刷起身,“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请记者同志为我们主持公道!”
膝盖撞地的声音,沉闷如雷,尖锐如刀,震得我肝胆俱裂。
工人师傅们无法接受改革的剧变,无法相信命运这样翻脸不认人。他们想到了报纸,想到了记者。
那时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讨公道,找记者。”前几次邀约被我推却,他们以为是自己“诚意不够”,便咬牙凑钱,选了最贵的地方,一人点一个菜,赌我会动心。
我瞬间浑身虚汗淋漓,“扑通”一声也跪下去,情绪激烈地说:“师傅们,请你们做一个选择,要么我们一起坐着说,要么我就一直跪着听。”
此情此景,我只能跪下,心里才能安宁踏实。君子跪天跪地跪父母,我跪在天之下、地之上,跪给我的衣食父母,跪给真实苦难的人间。
众人愣住,陆续起身。我又指着满桌菜肴“威胁”他们:“谁点的菜,自己打包带回家。否则我一句话也不听,一个字也不写。”
那一晚,围绕工厂改革、工人命运、现实与未来,我和工人们进行了一次最为沉痛的对话和采访。
我深知国家正在开创新的天地,过去的一切都在翻篇,改革开放是国策,是民族希望所在,军工转型势在必行。
可我也深知,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活生生的生命。
他们声泪俱下地讲述着从未经历过的艰难与屈辱:摆地摊时帽檐压到最低,仍被熟人掀开调笑;有的一家老小好久吃不上一口肉,有人等天黑了去菜场捡菜叶;在小饭馆端盘子遭人刁难……他们曾经那样地顶天立地,豪迈自信。此刻,眼泪都在无声地流、啜泣都压低了声音……
我默默记录,泪流不止。
我难过,心痛,却拔剑四顾心茫然。黄河九曲十八弯,总有小船搁浅、鱼虾被甩上岸,哪怕她是母亲河……时代豪迈的脚步下,全是破碎的小人物啊。
那时的报纸还没有舆论监督的栏目,每天人们在报纸上看到的,不是领导讲话、重要会议,就是形势大好、成就辉煌。若遇重大问题,只能写成“内参”呈送领导。
我连夜将采访内容写成一份“内参”,报社领导阅后也感叹唏嘘,立马派人送给一位副省长。副省长做出批示,并专程探望安抚了工人。新华社陕西分社又将其编发为“大内参”,呈送国家有关部门,引发更高层关注。
当然,改革的巨轮不可能摇摆或者慢半拍,更不可能按照工人们的意愿完美解决。但在再就业安置、贫困家庭帮扶、创业政策支持等方面,确实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完善与调整。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这样的遭遇并不少见:被拐卖的孩子经我呼吁获救,母亲要磕头;被家暴的女子经我报道得以申冤,她要磕头;南方投资人被骗得倾家荡产还差点蒙冤入狱,我写“内参”助他讨回公道,他也要磕头。
我拒绝了他们的任何感谢,因为我承受不起。但是我记住了那位南方投资商握着我的手说的一句话:“您让我相信天塌了,太阳还在。”
一个合格的记者,心不能死,血不能凉。不做高高在上的审判者,而是俯身倾听大地。唯有如此,才能让飘在云端的那些人,听见泥土中的呻吟。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几十年过去了,每每想起这些事,我的心依然会疼痛不已。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放弃当初的选择与坚持。
只愿弱笔所向,皆是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