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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风：《陕西日报》作为老牌党媒，在融媒体时代如何革新视觉报道，摄影记者是否需要向“全媒体创作者”转型？您个人有何尝试？
　  杨小兵：《陕西日报》今年已经创刊85周年了，视觉报道一直是《陕西日报》的一面旗帜。在“图文并茂 两翼齐飞”的年代，《陕西日报》每周4个版的《社会大视角》享誉全国。融合发展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是一场不可避免的自我革命，其根本在于改革重构符合融合传播规律的体制机制。2018年1月，《陕西日报》将采编部门从14个缩减至8个，撤销了摄影部，将摄影记者分到各个部门，同时以全媒体为载体，让主力军上主战场。摄影记者在“全媒体行动”调研采访活动中，不仅要会采访、写稿、拍照，还要学会制作发布微博、微信、H5、封面秀、短视频等新媒体作品。现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浪潮已经掀起，《陕西日报》记者在新闻的第一现场优先发表新媒体产品的习惯已经养成。我和赵晨合作的新媒体《组图｜见证高光时刻！引汉济渭工程秦岭输水隧洞贯通》就是在秦岭隧道贯通后的地下深处发出的，获得了2022年度陕西新闻奖二等奖，被中国报业协会评选为第二十七届全国省级党报总编辑年会全媒体报道优秀案例。
　　摄影记者张辰更是凭借以鲜活的小人物故事折射波澜壮阔的“中国式反贫困”成就的文字通讯《杨叔的脱贫日记》，登上了《陕西日报》头版头条，并配发新闻图片和评论员文章《写在人民心里的战贫篇章》。杨叔的“日记摘抄”在群众新闻客户端连载19期，阅读量逾百万次。2021年，《杨叔的脱贫日记》获得第三十一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季风：摄影的公共性与个人表达，让您的镜头常展现普通人的故事。您为何总是聚焦“小人物”？您觉得现在公众是否对“宏大叙事”类影像产生了审美疲劳？
　　杨小兵：摄影的公共性更多地表现在它的图像语言上，加上摄影的纪实性，人们更愿意相信眼见为实的画面，甚至有人试图证明我们的记忆单元都是一幅幅的视觉记忆。而摄影的个人表达则丰富和提升了人们的视觉审美，直到摄影者个人风格的形成。我是摄影记者出身，更多的还是喜欢关注我身处的时代，留意身边的生活，记录身边的感动。我常常戏称我是布（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派，喜欢纪实摄影的风格并能持之以恒地实践着。
　　公众对摄影的认知可能没有刻意到“宏大叙事”和聚焦“小人物”的层级，但一定有你的照片拍得好不好。评判一幅摄影作品好不好的标准，传播力和点赞量一定是硬指标。经常有朋友对我说，他们看我的朋友圈发的那些西安人的日常，感觉很有意思，自己想拍又拍不出来。这就说明大众的审美应该是一致的，人们始终保持着对真善美的追求，也是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
　  季风：陕西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但某些非遗项目面临失传的风险。您认为摄影在文化抢救中能发挥哪些作用？陕西省摄影协会是否有相关计划？
　　杨小兵：陕西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从众多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到遍布三秦大地的历史遗存以及日益成为“网红”的非遗项目，摄影一直是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一个重要手段。《陕西日报》充分发挥新闻摄影的独有魅力，集中推出一批主题策划和重大考古现场的采访报道。比如《陕西日报》持续打造的“镇馆之宝”文化品牌，用生动的细节讲述文物背后蕴藏的历史故事，先后推出《昭陵六骏：驰骋在大唐初创的山冈》等精彩报道156个整版，富有现场感的图片，使得《镇馆之宝》版面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该系列报道在文博界和全国范围内均属首创，获得中宣部阅评肯定。
　　同时，陕西省摄影协会每年都会举办有关陕西非遗（陕西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91项）的摄影和短视频比赛，助力陕西文化强省建设。
　　季风：下一步，您计划关注哪些新题材或探索何种摄影形式？是否会尝试纪录片、影像装置、数字交互等新媒体艺术表达？
　  杨小兵：早在2002年，我就和胡武功老师在《三秦都市报》成立了西部影像工作室，购置了2台专业的佳能DV。我们一起去陕西的“四极”给报纸拍宣传片。我们在陕甘交界处的火车小站拍摄完发行宣传片的素材，直接转场到甘肃的武山县，去拍麦客的家乡，后来我们推出了纪录片《赶麦场》，再后来我们又一起到西海固，拍摄了一部反映当地葬礼的纪录片。由于当时的后期需要上西安电视台的非线性编辑系统，太耗时，也不是我们的专业，再加上为了拍视频，错失了很多本可以抓住的摄影瞬间，我们最终还是回到了摄影的老本行。当时正值西部大开发，我们策划了12个选题，涵盖了西部的10个省份和2个地区，那些选题后来也成了我们的摄影选题。
　　今天手机拍摄视频和剪辑软件极大地方便了摄影人的视频创作。我现在仍然保留着在拍摄现场一定要再拍一段视频的习惯，为将来积累一些视频素材。不管是静态的图片还是动态的影像，都能以各种新颖且有意义的形式来呈现。但有一点很重要，好的摄影作品方能定义一名摄影家，而非依靠各种艺术的表现形式来“装置”摄影家。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