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智奇
　 夫文之为德者大矣，与天地并生，与日月同辉者何哉？昔曹子恒有“经国之大业”之告，刘彦和著“雕龙”之篇，皆以文之为器之叹，非一人之私也。而今观夫文坛之怪状，竟有以私名标榜书院者，此何异于“刻舟求剑”而“削足适履”乎？
　　尝考文苑典故，李太白“谪仙”之号乃贺监所赠，杜工部“诗史”之名由后世所评。韩昌黎倡古文而不立“韩门”，欧阳修主革新未建“欧院”。盖古人深谙“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之道。而今之“某氏文院”林立，岂非《礼记》所谓“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者耶？
　　细究其弊，厥有三端：一曰僭越天道。昔扬雄仿《易》作《太玄》，班固讥其“以玄尚白”（故作高深，实则空洞。），今人竟以肉身比附不朽，此甚于“缘木求鱼”。二曰淆乱人伦。文学本为“载道”之器，今反为“载我”之具，犹“买椟还珠”而“舍本逐末”。三曰败坏风气。当市场经济大潮席卷，文心竟成沽名之饵，岂非《孟子》所戒“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之倒行乎？
　　且夫“德者，得也”。观王静安“三种境界”说，非自诩而人诵之；鲁迅“民族魂”之誉，非自封而史定之。今人未臻“望尽天涯路”之境，先营“灯火阑珊处”之馆，此正《周易》“负且乘，致寇至（德不配位者招致祸患。）”之象也。昔宋人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犹遭“标榜门户”之讥，况今人直以己名镌石乎？
　　至若“堤内不足堤外补”者，尤为可哂。庾信文章老更成，是谓“凌云健笔意纵横”；江郎才尽徒嗟叹，终落“彩笔委地无人问”。文学之功，在“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非“观乎己名以眩惑当世”也。今之建院者，多类《颜氏家训》所云“但能言之，不能行之”之流，岂非“德之立者类也”？
　　究其本源，此乃市场经济下“异化”之类。《文心雕龙》有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当物质大潮汹涌，精神标杆易为商标，当下各类“某氏文学院”“某氏书画院”“某氏研究中心”的泛滥，此乃顾亭林《日知录》所斥“名不副实”之弊也。然则“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岂容“私名”僭居“公器”之位？
　　吾尝观紫禁城匾额“正大光明”四字，惕然有悟：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真欲立言者，当效太史公“藏之名山”之志，慕屈子“哀民生之多艰”之怀。若徒效“暴发户”树牌坊之举，恐终成“刻凤不成反类鹜”之讥耳。
　　文之为德，与天地参。私名标榜，其蔽也惭。金谷兰亭，遗响犹酣。今之营院，何以嗣覃？
　　嗟乎！文之衰也，不在辞采之凋敝，而在心术之浮竞。昔者左丘明失明而作《国语》，孙子膑足而修《兵法》，皆不以身之困厄易其志，不以名之显晦夺其诚。今之文人，未及著述等身，先立牌坊以自炫，此非《庄子》所谓“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者乎？
　　且夫“名者，实之宾也”。司马相如赋成而天子叹赏，非自署“长卿文苑”而后显；陶渊明诗高而后世宗之，岂因“靖节书院”而益彰？今人未得片言可传，先筑高阁以自标，是犹“未学走而先学飞”，不亦颠乎？
　　更可叹者，文道本以载世，今反为饰己之具。昔韩退之抗颜为师，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今之立“某家书院”者，岂真欲弘道耶？抑或借“传道”之名，行“传我”之实？《论语·宪问篇》云：“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今则变本加厉，非独“为人”，直欲“为名”矣！
　　若论其心术，大抵有三：一曰躁进，未及“板凳要坐十年冷”，先思“广厦千间天下闻”；二曰虚骄，才未逮李杜，而气已凌曹刘；三曰市侩，以文为市，待价而沽，使清流沦为利薮。此三者，皆文心之大蠹也。
　　昔欧阳永叔论杨亿、刘筠辈“务以言语声偶擿裂，号为时文”，然犹未敢自署学府。今人则不然，才未半斗，先筑高台，辞未达意，先营其氛，使后来者览之，不睹其文，先见其名，岂非“名存实亡”“名不副实”之惑乎？
　　概而言之：文之至者，不在名之高，而在道之深；不在院之阔，而在庭之品；不在声之大，而在明之澄；不在匾之彩，而在额之度。若使屈子建“灵均书院”，恐《离骚》之怨不深；若令太白立“青莲文馆”，或《蜀道》之难不显。故曰：真文士，当以文传世，实至名归，而非以名炫世；当以文化人，言由心说，以道传承，而非以馆骄人。
　　衷告：
　　文心雕龙，岂在门楣？
　　名高实丧，古今同悲。
　　立言载道，何须自题？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