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由AI生成）
　 
　1
　　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报社，一位前辈用半天时间给我讲了一个字——抢！说“抢”是记者的职业个性和精髓。看我眼神迷离，前辈就换了一种说法：记者要有狐狸的眼和老虎的胆。能在一潭死水里看见新闻的浪花，敢在一群飞禽走兽中饿虎扑食。而且，脸皮要足够厚——人家把你从门里赶出来，你要再从窗子跳进去。
　　当时的我并没有弄懂这些话的分量，但仍很认真地把它当成自己工作时的座右铭。我抢发过某煤矿的大爆炸、抢发过城墙坍塌一角、抢发过惨烈的火车与公交车在某处相撞、抢发过三毛自杀11天后贾平凹收到她的来信……在那些与时间赛跑、与真相博弈的日子里，我逐渐明白了新闻不是等来的，真的就是挖来的、跑来的、抢来的。
　　多少年后，我也拼杀成了江湖上的一杆老枪。但回忆里更多的是事与愿违、各种出糗和尴尬狼狈。
　　有一年，中、日、苏、古四国女排齐聚西安，进行奥运前的最后一次热身赛。我被委以重任，进入了待机而发的高度紧张状态。
　　中国女排到达时，停机坪不让媒体进入。我想了一个办法——绕过去。借着灌木丛和树木的掩护，我猫着腰，从机场外围悄悄地往里边绕。天上下着小雨，我虽然带着伞，但不敢打开，害怕目标太大，生生把自己淋成了落汤鸡，冻得浑身哆嗦。功夫不负有心人，用了一个多小时，我成功绕进去了。
　　飞机舱门打开，郎平第一个走出来。我太激动了，“噌”一下站了起来，立刻暴露了目标。机场人员连吼带恐吓地让我站在原地不许动。但我远远地看见了，郎平穿着一条很时髦的九分裤和一件粉色的短袖，因为冷而缩着脖子、抱着肩膀，从旋梯上连蹦带跳而下。我想起了某种灵长类动物，忍不住大笑起来。我写的独家报道《郎平来了》，也因为这些细节而显得格外生动。
　　领导表扬了我，我也很自豪：我咋这么聪明呢。
　　接下来是采访古巴队的主攻手路易斯。这个可怕的“后起之秀”身高不算太高，但扣球力量和跳起摸高都震惊了排坛，甚至眼看着风头要盖过“铁榔头”郎平了。
　　记者们盯着她、跟着她，但被安保人员死死地隔离在两米开外。
　　场馆无法接近，只能找别的突破口。运动员住在人民大厦，我动员了所有的朋友，最终找到一个前台主管，她让我换上了服务员的衣裳。
　　路易斯回来后感到很奇怪：这个服务员怎么还带着一个翻译？知道了我的身份后，路易斯耸耸肩，友好地笑着说：“有趣的伪装。”在去餐厅的路上，我给路易斯撑着伞。这位黑高个一步顶我两步，我一路踮着脚尖，小跑着才能跟上。
　　第二天，我发了古巴队主攻手路易斯的独家专访。这又让同行们眼红不已，同时也埋下了隐患。
　　中日决赛的当天晚上，我的胸牌不翼而飞。我几次试着将背贴门往里溜，都被一个小警察拽住胳膊拉了出来。他是跟我杠上了。
　　场内的锣鼓声、加油声要把体育馆的顶棚掀开了，我急得像只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恨不能生出两只翅膀飞进去。
　　豁出去了，硬闯，看他能把我怎么样？结果，刚冲开了小警察的拉扯，却被两个警察像架罪犯似的架了出来。他们一松手，我一屁股坐在地上，真是欲哭无泪啊！
　　报纸已经预留好了版面，夜班灯火通明，上百号人都在眼巴巴地等着这篇稿子，我却进不了场地。难道明天报纸要开天窗吗？这个玩笑太恐怖了。
　　我一跃而起，拽住小警察的衣袖说：“你不让我进场可以，但得给我写一个证明，证明是你不让我进的。没有采访到决赛，是我个人的工作失误，要杀要剐都由我们领导决定。但是，明天3000万陕西人民看不到决赛结果，你要负一半的责任。”
　　小警察不吭声了，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头一歪，说：“进去吧，不许乱跑。”那略带俏皮的歪头动作中，包含着对职业尊严的相互认可。
　　那晚的稿子带着汗水和雨水，却比任何获奖作品都要更接近新闻的本质。
　　人如果专注于一项自己喜欢的事业，一定会激起意想不到的智慧和爆发力。新闻是易碎品，但记者的感觉和拼抢却要随时处于激发状态，像刀剑一般锋利。爱拼才会赢。
　　2
　　1986年的盛夏，位于宝鸡市凤翔区南指挥村的“秦公一号大墓”历经10年发掘，终于看到了棺椁顶棚，海内外为之震动。墓主人是大秦帝国的第十九代国君——秦景公。
　　但是，大墓发掘的消息被《文汇报》抢发了。领导拍案而起：“都是干什么吃的？”我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吭声。会议一结束，我急匆匆地把儿子从幼儿园里接出来放到他奶奶家，跳上车就出发了。
　　到了现场，感觉全中国的媒体都来了，搞得考古队门前像赶集似的。
　　但是，考古队的大门此时却关上了：“接到上级通知，一不许采访，二不许看文物。”记者们全傻眼了。天南海北、天上地下、连飞带跑地来了，几千年前的秦景公重见天日了，我们却被拒之门外，这让大家情何以堪啊？
　　火辣辣的大太阳下，记者们戴着草帽，像一朵朵蘑菇，围坐在巨大的倒金字塔式的大墓坑边沿上，一筹莫展地晃荡着两条腿。
　　大墓分为3台，足有8层楼高，考古队员们像蟾蜍一样趴在坑底，拿着小铲子、小刷子一点一点地往外刨着文物……
　　我采访过考古队的韩队长，还认识一位西北大学历史系的校友。文物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我们见面时还说说笑笑的。
　　他们会讲一些很有趣的事情，说那时候有很多文物流失在民间。农民翻地的时候，常常就会翻出来秦砖汉瓦，甚至喂鸡喂猫的小碗、猪圈上的盖瓦都有可能是价值连城的文物。农民并不知道它们的价值，通通叫做“花花瓦”。
　　据说有一天，有一个队员去一户农家串门，发现他家的鸡窝上有一个“花花瓦”，走近一看，竟然是一个完整的“棫阳宫”瓦当。“棫阳宫”，据说是秦始皇发现了母亲和嫪毐的私情，就将她囚禁于此。那个队员买了农民家的所有鸡蛋，又说好话，又套近乎，这才讨要了瓦当。他装作满不在乎地夹在腋下，其实激动得浑身哆嗦。这是国家一级甲等文物，是名副其实的国宝。我听得津津有味，还常常绘声绘色地讲给别人听。
　　随着棺椁打开，文物一件件出土：有史书上描写的等级最高的帝王葬制——黄肠题凑，有椁室两壁外侧的木碑，有刻着180多个铭文的几套石磬，有考古史上数量最多的186具人殉……一个个历史谜团，穿越数千年的漫长岁月，一件件惊天动地、横陈于世界。
　　我尝试联系韩队长和校友，却发现友谊的小船已经翻了，整个考古队上上下下都变得六亲不认了。
　　3
　　为了新闻，各路记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人去和门卫联络感情，有人去找当地领导疏通关系。一位天津记者埋伏进了考古队大院墙边靠着的一排玉米秆后面，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结果被考古队的狗发现咬了出来。一位河南记者躲在考古队厨房案板下的煤堆里，也算是棋高一着，没承想憋不住大便，自己从案板下边爬了出来。
　　彻底绝望之际，来了一个“大救星”——黄文欢。这个被他的祖国忘记了的越南高级领导人听闻秦公大墓的名声，要来参观。但陪同外宾采访的都是特派记者，他们会自始至终地陪同参观访问，现场记者不可以参与。
　　一筹莫展中，黄文欢的车队开过来了。谁也没想到，他们会在我们下榻的招待所进行短暂的休整。抓不住这个机会就彻底没戏了。司机小峰胆大心细，他把车悄悄停在了招待所门外的石狮子背后，趁着车队出大门时稍稍减速的契机，一脚油门就插进了浩浩荡荡的车队之中。
　　到了考古队存放文物的陈列室门前，我悄悄地紧跟在了一位秘书的背后，他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不好意思问，别人也不敢问。就这样，我们混进了文物陈列室。我和小峰为自己的冒险行为感到紧张和兴奋。回来后，又让别的记者眼红了。我得意扬扬地关上门，写起了“雍城识宝”的稿件。稿子见报后，我们彻底扭转了当地新闻落后的局面。韩队长无奈地说：“你简直就是孙悟空。”
　　如今，回望那些“抢”来的新闻，倍感珍贵的不是发稿后的兴奋，而是奋不顾身突破重围时迸发的生命能量。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如洪水猛兽，我们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远离真相。当算法推送代替了“我在现场、眼见为实”，当点击量取代了新闻价值……那些淋着雨蹲守的执着、为一张照片舍生忘死的拼搏都成了稀缺的品质。
　　记者这个职业，本质上是在时间的流沙中打捞真相的碎片。主任当年说的“抢”字，何尝不是对真相的敬畏？抢的是时间，守的是底线；抢的是独家，求的是真实。
　　新闻是历史的羊皮纸，而记者就是那一根轻飘飘却沉甸甸的羽毛笔。一个“抢”字，在流量至上的今天，显得笨拙但弥足珍贵，就像从秦公大墓里搬出来的一块块古老石磬，其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出土时沾染的深色泥土，而在于它们穿越千年依然铮铮作响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