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由AI生成）　

　 ■常智奇
　　在信息洪流翻涌的时代，名人的光环效应正被一种新力量重塑——流量。其无形巨手悄然伸向名人的存在根基，将那些本该以“立业、立功、立言、立德”赢得敬重的身影，卷入一场自我解释与喧嚣表演的漩涡之中。昔日以沉甸甸作品说话的名家，如今似乎越来越难逃被流量绑架的宿命，陷入一场迷失自我的悲剧之中。
　　流量逻辑的魔力，在于它最善于将名人拖入一场永无止境的自我证明、自我表白、自我解释、自我保护、自我重塑、自我再造。当流量成为唯一尺度，那些曾以思想深度与艺术造诣立身的作家、学者、艺术家们，被迫在喧嚣的“热闹”中现身。他们必须不断解释自己，标榜立场，在热搜与话题的浮光掠影里竭力保持“存在感”。这过程宛如一场永无休止的疲惫舞蹈，在众目睽睽之下，思想者被剥夺了沉思的安宁，艺术创作所必需的“心灵虚静”被粗暴碾碎。于是，他们渐渐从精神的创造者，沦落为流量的奴仆。
　　更深层的困境在于，流量狂欢正侵蚀着精神劳动的本真意义。真正的创造向来诞生于“虚静”的沉思熔炉。思想家、艺术家唯有在内心澄澈的深处，方能把对时代的深刻体察，将深沉情感与思想结晶不着痕迹地融入作品的血脉与审美肌理中。这正是创作追求的“中道”与“中心” —— 如黄金分割点般精准的平衡点：既非离群索居的孤芳自赏，亦非对喧嚣谄媚的俯首称臣，而是在“中通”与“中介”的张力间，以作品本身承载“中信”与“中意”的沟通力量。
　　然而，当“热闹”的诱惑或流量的胁迫迫使创作者离开这珍贵的平衡点，其“中发”的创造活力便会扭曲变形，作品终将失去“中端”的深沉价值。这绝非杞人忧天：多少本该潜心于思想与艺术的灵魂，最终在流量的旋涡中消解了精神高度，化为可哀可叹的“网红”，其作品亦如过眼烟云。
　　在历史变革的惊涛骇浪中，思想与艺术的灯塔作用尤显珍贵。而真正的灯塔，只能矗立于深沉的“虚静”基石之上。我们的名家巨匠们，请勇敢地守护心灵深处那片沉思的净土，让思想在作品内部自然呼吸，让艺术以其自身的光辉说话。正如桑塔格所言：“沉默仍然是艺术道德的一部分。”减少题外喧哗的自我标榜，远离浮华名利场的纷扰，才能让作品自身成为“中旅” —— 沟通作者与世界的坚实桥梁。
　　当流量以“绑架”之势席卷一切，能守住这“虚静”的“黄金分割点”，在喧嚣时代保有灵魂的深沉与创造的纯粹，或许正是当代名人最珍贵的精神姿态。惟其如此，名人效应才能超越流量泡沫的短暂喧嚣，在时间的沉淀中，焕发出立德立言那不朽而坚实的光芒。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作如下的具体分析：
　  一、名人本质：从“立德立言”到“流量标榜”的异化
　　名人的社会存在，本应根植于“三不朽”的精神高地——以“立业”之实绩、“立功”之贡献、“立言”之思想、“立德”之品格，赢得公众发自内心的拥戴与尊重。这是一种经由时间沉淀、实践检验的声望，其内核是价值的创造与精神的引领。孔子周游列国布道儒学，李冰父子修筑都江堰泽被千秋，鲁迅以笔为枪唤醒国民，其名望皆源于其不可替代的实质性贡献与人格光辉。
　　然而，流量经济的崛起，正粗暴地改写名人效应的生成逻辑。当“眼球即经济”“关注度即影响力”成为金科玉律，名人的价值被日益简化为可量化、可交易、可即时变现的流量数据。于是，一种危险的异化悄然发生。
　　价值评判的扭曲：社会对名人的衡量标准，从“你创造了什么、代表了什么”，滑向“你吸引了多少眼球、制造了多少话题”。“立德立言”的厚重，被“热搜次数”“点赞数”“粉丝量”的浮华所遮蔽。
　　存在方式的蜕变：传统名人的“存在感”源于其事业与作品的自然辐射。而在流量逻辑下，“存在感”沦为一种需要持续表演与自我证明的焦虑。名人被迫或主动地滑向“虚张声势”以博出位，“哗众取宠”以求关注，“不懂装懂”以蹭热点，“无中生有”以造话题。其社会角色，从价值的创造者与传播者，异化为流量的捕获者与消耗品。
　　精神高度的塌陷：当名人的精力被引向如何“刷存在感”、如何维持“曝光度”，其用于“立业、立功、立言、立德”的专注力与创造力必然被侵蚀。流量绑架的实质，是对名人精神内核与创造根基的慢性绞杀。
　　二、创作之殇：当“心灵虚静”失守于名利喧嚣
　　真正的精神创造，无论是深邃的思想、震撼的艺术，还是启迪人心的学术，其孕育与诞生，无不依赖于一片珍贵的土壤：“心灵虚静”。这是创作者与自我、与世界进行深度对话的必要空间，是情感沉淀、思想淬炼、审美熔铸的圣所。它要求创作者：
　　向内深耕，将全部的思想、情感、技艺与生命体验融入事业本身，灌注于作品的血脉之中。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其对人性的深邃洞察与时代精神的宏大交响，无需作者每日自辩。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是灵魂与命运的搏斗呐喊，其力量远超任何言语解说。
　　远离喧嚣，警惕并主动远离“热闹”的名利场诱惑。过度的社交曝光、无休止的自我标榜与题外解释，不仅分散心神，更会将创作者拖入评价与反馈的即时漩涡，破坏其独立思考与艺术直觉的纯粹性。正如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自觉守护。
　　相信作品的力量，作品本身应是最有力、最完整的宣言。伟大的作品拥有自足的生命力，能在时间长河中自主言说，无需作者化身“解说员”为其站台辩护。反复的自我阐释，往往暴露的是作品本身力量的孱弱或创作者自信的匮乏。
　　然而，流量时代的诱惑与压力，正无情地冲击着这条“心灵虚静”的底线。
　　“解释”的陷阱：被流量裹挟的名作家、艺术家、学者们，日益陷入“自我解释”的泥潭。作品甫一问世，便急于在社交媒体上阐释立意、回应争议、引导解读，甚至不惜制造话题博取关注。创作不再是沉静的耕耘，而沦为一场需要全程“直播”与“售后”的喧嚣表演。
　　“标榜”的焦虑：在信息过载的洪流中，害怕被淹没的焦虑催生出过度的“自我标榜”。创作者不再满足于让作品说话，而是急于为自己贴上各种标签、争夺话语权高地，陷入名利的竞逐场，离“虚静”的创作状态渐行渐远。
　　“中介”的失效：当创作者过度投身于作品之外的喧嚣（解释、标榜、话题参与），其作为沟通创作者精神世界与受众心灵的“中介”功能便发生了异化。作品作为核心“中介”的地位被削弱，创作者的个人表演和言论反而喧宾夺主，导致精神传递的链条在源头就被浮躁所污染。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常智奇，陕西武功人。研究员，文学硕士，著名文艺评论家。陕西省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国学研究会副主席，曾任陕西省文学院院长、《延河》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