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由AI生成）

　 ■安黎　　
　 锦阳川，顾名思义，就是一派锦绣、一派葱绿，有着渭北旱塬地带小江南的些许情调。河水滔滔，润泽着两岸田畴中的植物；一丛丛的芦苇，水鸟飞起飞落。一座座或大或小的村寨，房舍勾连交错，人口拥挤稠密。
　　锦阳川，就耀州而言，是我相对比较熟稔的地域。毫不夸张地说，我对其的熟悉度，超过了我的家乡麻子村置身的关庄塬。
　　常去哪里，就对哪里熟悉，这是必然的。耀州城在锦阳川，我祖母的娘家在锦阳川，我母亲的娘家也在锦阳川，我的两个姐姐嫁往了锦阳川，我的众多表哥表弟表姐表妹等居住在锦阳川。婚姻繁衍出亲戚，是亲戚，就免不了要你来我往。而锦阳川里几乎每个村庄，都有我家或远或近的亲戚。去县城，锦阳川是我的必经之地；走亲戚，锦阳川是我的常往之所。
　　四五岁时，我就或被父亲带领着，或被母亲引领着，从麻子村通往锦阳川的多条坡路上爬上爬下。拜年、送节、参加婚礼、看望病人，已化为我童年记忆难以磨灭的一部分。年岁稍长，我仿佛又被地处锦阳川北端的航空研究所勾去了魂魄，在那里捡煤渣、卖鸡蛋、卖柿子、买食盐、看电影、当苦力。
　　目测锦阳川的地形，仿佛是一条飘带牵连的两口土锅，北端的土锅小，南端的土锅大。北端的锅底里，蹲坐着一家上世纪六十年代搬迁而来的航空研究所。航空研究所之所以落脚于此，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密不可分。那时候，中苏关系极其恶化，似乎大战在即，于是城乡都在深挖地道，以“备战备荒”。航空研究所属于国家的机密单位，唯有将其隐藏起来，才能得以保全。航空研究所属于典型的外来户，里面的从业者，操持着带有各地方言的普通话，而本地人操持的本地方言，与其难以融通。航空研究所尽管算不上太大的单位，却也自成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办公区、实验区、住宅区、医院、学校、商店等，一应俱全。正因为如此，所里的人就很少与当地人进行往来。当地人看他们，目光里无不流露出羡慕；他们看当地人，包括看耀州城里的人，无不觉得个个都是土里土气的土包子。当然，航空研究所与我的家乡麻子村，是有一些交集的，除却两地相距很近，我们村的村民去他们那里捡煤渣和蹭电影，他们的一些人一到周末就挎个篮子来我们村购买鸡蛋外，更为重要的是，多届航空研究所的初高中毕业生，都就近“上山下乡”于麻子村。
　　与航空研究所一河之隔的村子叫苏家店，猜测其村名的来源，可能与客栈有关。客栈，无疑就相当于现在的酒店。但那时候客栈的客人，不像现在大多是游客或商人，而是以长途驮运的脚夫或长途拜佛的香客为主。脚夫们牵着驮着货物的驴子或骡子，匆匆疾步，日行百里，天黑了，免不了要寻找一家客栈歇脚，吃一口热饭，喝几盅辣酒，也把跑肿的双脚泡进热水盆里。客栈在接纳他们的同时，也接纳了陪伴他们的牲口。精疲力尽的牲口，此时也需要休养生息。
　　旧时的苏家店有无客栈？当地人说是有的。但我猜测，即使有，规模也不会太大，更像现在的“农家乐”。事实上，古代的客栈，除却官府兴建的“邸第”和富商合伙修建的会馆之外，民间开办的客栈，普遍都很“麻雀化”。一个院落，几间土坯屋舍，只要在门头上悬挂上一对红灯笼，并刷上“客栈”两个字，就能开门迎客了。入住的客人，大多为“劳力者”，而非“劳心者”。这些走南闯北的壮年汉子，尽管漂泊在外，被人奉承为老板或客官，却都无法遮掩他们身为苦力的本相。衣上落一层尘土，身上溢流着汗液，衣缝里蠕动着密密麻麻的虱子，面庞被风吹得褶皱，脚掌磨出了血泡，远看像个讨饭的，近看像个逃难的，如此这般，别人递来恭维的高帽子，即使自己的头敢戴，心也不敢戴呀！下苦人一出生就开始吃苦，吃不尽的苦，吃苦是他们的宿命。吃惯了苦，倒是锻造出了他们对苦难极强的忍受力和适应力。苦吃多了，也就不觉其苦。加之他们路途的盘缠本就匮乏，因此选择店家，哪敢挑三拣四，只能哪家便宜就住哪家。有热饭吃，有热水喝，有热炕睡，有石槽给牲口补充草料，就已足够。那些简易的客栈，最为高端的供给，莫过于土炕了。那些愿意多付费的客人，店家就让他们睡在烧热的土炕上。但土炕很少，就那么一座两座，想一人独自霸占一座，几乎没有那种可能。最多的时候，一座稍微宽大的土炕，安排四个到六个人下榻。就此，店主还动辄要把自家从远路上来访的亲戚，插入其中。而付费少的客人，只能睡地铺了。麦草沿着墙根，在地面上铺那么一圈，就是地铺了。在麦草之上，压上一张张破损的大席子；席子之上，扔着一条条或拧卷或摊开的脏兮兮的破被子。到了夜里，两个人合卷一条被子，彼此间毫无隐私可言。被子里的汗腥味，异常浓郁，且还隐秘着众多的虱子，人在入睡之前，得这儿那儿地瘙痒不休。尽管如此，大多数客人还是很知足的，睡得也如店主所描述的“像死猪一样”，摇都摇不醒。太累了，太困了，身上的每个零件，都已消耗到了极限，急需得到歇息，于是哪怕躺在瓦渣滩上伸个懒腰，都会觉得无比地惬意与幸福。
　　人是否幸福，是由幸福基准线的高低决定的，与获取的多寡并不完全对等。渴了，有口水喝，就是幸福的；饿了，有口饭吃，就是幸福的；累了，有个凳子坐，就是幸福的；瞌睡了，有张床睡，就是幸福的……幸福的基准线调得很高，胃口很大，欲壑难平，纵然吞咽掉一头肥牛，却依然觉得腹内空空；反之，幸福的基准线调得很低，胃口很小，无欲无求，吃一根牙签肉就欢天喜地，内心泛溢出幸福的滋味。以此类推，住别墅的人不一定幸福，住茅草屋的人不一定不幸福；坐在主席台上的人不一定幸福，坐在主席台下的人不一定不幸福。幸福，说到底是来自个人的感受，而不是源自旁人的观察与判断。
　　苏家店位于一面高高的陡坡之下，村庄不大，仅四五十户人家。起初，苏家店是锦阳川最为北端的村子，偏居一隅，寂寂无闻，罕有人留意到它的存在。然而后来，由于航空研究所前来做伴，它一下子就光彩了许多。但光彩之余，却总也摆脱不掉环绕于它的暗影。附近村子的村民，在一代代口口相传中，把苏家店描述成一个令人毛骨悚然之地。他们不叫它苏家店，而是叫它“死娃底”。
　　何以叫“死娃底”？据说，在很早的时候，在绵延若干年里，远远近近的村庄，若有孩子不幸夭亡，处理孩子尸体的方式，就是借着夜色的掩护，将其偷偷地扔向“死娃底”。何以要扔向那里？一则马走马道，驹走驹路，天下万物，各归其位，死娃底仿佛已成了众人约定俗成的死娃的去处；二则“死娃底”的地理状况，也极其地适合抛扔死娃，一面陡峭的荒坡之下，人烟稀少，人迹罕至，野兽神出鬼没，乌鸦凄厉哀鸣。古旧时期，医疗技术极为落后，医疗手段极为有限，人的寿命普遍很短，孩子的死亡率更是居高不下。一场感冒，一场发烧，一次痢疾，一次跌倒，甚至不小心被野蜂蜇那么一下，都有可能致孩子于非命——每一个成活的孩子，都宛若从病魔的魔爪之下逃脱的漏网之鱼。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死亡率如此之高，怎么世间还会有那么多的人？答案无非是死得多，生得更多。生育的数量远超死亡的数量，就会有很多人存活。一个母亲，在一生当中，动辄就坐数十次月子，最终能活下来五六个或七八个孩子，就已相当不错了——如果村民们的讲述为真，可以想见“死娃底”昔日的场景，是何等地阴森恐怖。
　　当我记事时，以上的传说尽管还在悄然流行，但已是强弩之末，趋向于烟消云散。这时候的苏家店，既看不到客栈，亦看不到死娃坑，目之所见，仅一个小小的村落而已，比起其他的村庄，显得并无特殊之处。我的家乡麻子村在塬上，位置偏南，而苏家店在塬下，位置偏北。一条歪歪斜斜的坡路，把两个村子牵连了起来。两个村子的人来往算不上很多，尽管如此，我的一个堂姐和一个堂妹，还是嫁往了那里。
　　苏家店往南三四里路，就是阿姑社。阿姑社的地势，比苏家店开阔了许多，而阿姑社村，也比苏家店村扩大了许多。如果说苏家店是一只猫，那么阿姑社就是一头牛；如果说苏家店是一只碗，那么阿姑社就是一个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