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风/文字整理 弋舟/供图

　 主持人：季风（阳光报《非常对话》主编、作家）
　 对话嘉宾：弋舟（当代作家、《延河》杂志副主编）


　 作家弋舟。

嘉宾简介
　　弋舟，当代小说家，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小说专业委员会委员，入选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民进陕西省委“开明文化领军人才”。
　　曾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首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首届朱自清文学奖，首届漓江文学奖，第三、四届郁达夫小说奖，第八届汪曾祺文学奖，第十六、十七、十九届百花文学奖，第十一、十九届十月文学奖，首届鲁艺文艺奖，第二届鲁彦周文学奖，第三届《作家》“金短篇”小说奖，川观文学奖，多届敦煌文艺奖、黄河文学奖，2012年《小说选刊》年度大奖，2015年《当代》长篇小说论坛年度五佳，2021年度中信出版“致敬作者”奖，《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论文奖等多种重要文学奖项。
　　作品入选《中国百年百部中篇小说》《中国百年百部短篇小说》，中国作家精品文库，多次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收获文学榜、《扬子江文学评论》年度榜等重要榜单。入选“新世纪文学二十年青年作家20家”。
　　多次担任茅盾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等重要文学奖项评委。作品被翻译为英、法、德、意等多种文字，入选中宣部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
　　现为陕西省作家协会《延河》杂志副主编，西安石油大学特聘教授。
　

　 作家弋舟参加活动。


　 作家弋舟。
　　

季风：鲁迅文学奖至今是中国作家中短篇小说最高奖，获之不易！得知获奖的那一刻，您脑海中闪现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这个奖项对您的写作生涯意味着什么？
　　弋舟：如你所言，鲁迅文学奖在我们的文学语境中无疑具有重要的地位，这是国家级的文学荣誉，作为一个身在当下写作的中国作家，能够获奖，当然是一个重要的确认。但是，相对于文学本身的宽广，一次获奖，又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想一想，我们能够掰着指头数出全部的获奖者吗？我们做不到，更遑论普通的读者了。而且，像任何奖项一样，获奖与否，绝不是评判一个作家的唯一指标。如果说，我在获悉得奖的那一瞬间真的有“一个念头”闪现的话，那么，这个念头也只能是这两种认知的混合：喜悦，又略感空茫。它是回事儿，又不那么是回事儿。同样的，这个奖项对于我的写作生涯而言，也具有双重的意义。被褒奖，被确认，当然是人间大事，它最大的价值只在于：我完成了一个“规定动作”，在我整体的写作生涯里，这个动作将不再是考量我的一个指标，就像是一套完整的体操，我其后可以专注另外的规定动作了，而那些另外的指标，也许才更抵近文学的本义。这不是说这个“规定动作”不重要，是说，完成了它，你会获得更为自由的腾挪空间与信心，以此，才能去实现整体动作的完成。然而，还是如同体操比赛的打分机制，最终的成绩是要“去掉一个最高分”和“去掉一个最低分”的，所以我希望，在我的文学生涯中，鲁迅文学奖的获得，不是那个最终要被抹去的“最高分”，也不是那个“最低分”。
　　季风：当年您获得鲁迅文学奖的那部小说的灵感来源是什么？您能否分享一个创作过程中最“煎熬”或最“闪光”的瞬间？
　　弋舟：每个作家的写作过程可能不尽相同，“灵感来源”“闪光瞬间”，我似乎都没有特别明确地感知过。但小说本身是有一个驱动力的，它源于一个社会性事件，但它显然不是“灵感”，它只是我工作方法里写作的前提条件之一，需要和我其他的准备与驱动共同作用，才能让我有效地书写起来。具体到这个短篇的创作，我没有感到过煎熬，它写得相对顺利，三天写完的吧？如果一定要感到“闪光”，那可能就是写完的那一刻吧：写完了，敲下句号了，于是，闪光了。
　　季风：作为陕西作家，这片土地的文化底蕴（如柳青、路遥、陈忠实等文学大家）对您的写作有怎样的影响？您如何理解“文学陕军”在当代的传承与突破？
　　弋舟：文学前辈的熏染是毫无疑问的，也很好理解，对于陕西作家，他们已经是那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意义上的“文学水土”了。陕西人爱吃面还用解释吗？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具体到“文学陕军”中的那些前辈，他们持久的文学耐力，执着而坚定的文学意志，对我的启迪尤为宝贵。文学在他们的笔端，在他们的肺腑，绝不是清浅之事，这种品质，是他们给“文学陕军”留下的最大精神遗产，只有这样的品质，才能够令我们的文学创造匹配“国之大者”的高标。同时，他们在各自的时代也都是与时俱进的，分别用自己的笔回应了时代的强音。那么，意志坚定、与时俱进，这两种传统本身就构成了我们今天传承与突破的全部要义。
　　季风：您笔下的主人公常带有某种“边缘性”或复杂性，这是否源于您对当代社会某种特质的观察？您如何平衡文学性与现实关怀？
　　弋舟：什么是“边缘性”呢？还是以“文学陕军”的前辈们为例，他们所创造的那些经典人物，是否也有着大量的“边缘性”？扩大到全部的文学遗产，贾宝玉和林黛玉，阿Q和祥林嫂，不“边缘性”吗？文学从来都是在处理复杂世界的，简单的指认一定会倒向片面。这种复杂世界，也断非“当代社会”所独具，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是处理“永恒”之事的，它是在描绘人之为人的根本，描绘人的可能性与局限性的。文学性与现实关怀本就是一体的两面，这两者之间是不需要刻意平衡的，它们从来就不是、也不应该是对立的。如果我们需要去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了，只能说，我们还未触摸到文学的奥义。不妨下个结论吧：现实关怀就是文学性本身。
　　季风：有评论认为您的作品“冷峻锋利”，甚至“刺痛现实”，您是否认同？您如何看待文学的社会批判功能？
　　弋舟：这是溢美。我认为自己的写作距离“冷峻锋利”与“刺痛现实”的要求还差之甚远。文学的社会批判功能已经是我们新文化运动以降的宝贵传统，也是被我们现当代文学实践所检验、确认了的重要文学品质，当我们还需要专门来“看待”一番的时候，恐怕是曲解了这一功能，或者，是我们“非文学”地使用了这种功能。
　　季风：作为《延河》副主编，您如何平衡创作与编辑工作？文学期刊在当下新媒体时代如何保持生命力？
　　弋舟：我们真的有这么多需要“平衡”的事务吗？ —— 如何“平衡”家庭与工作，如何“平衡”精神与物质，乃至于如何“平衡”婆媳关系……实质上，这一切就是构成我们全部生活的必然条件，它们从来都是对立统一着的，如果“失衡”了，我只能承认自己的无能，却不能归咎于它们之间的矛盾。我想，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文学的议题了，而是生命的议题。我们生而为人，正是在这驳杂的事务之中确认自己的存在，简单地归咎，必定失衡乃至失格。传统文学期刊在今天的确遭遇了重大的危机，我想，这也绝非是文学在今天独有的境遇，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人类整体性的挑战。《延河》近期倡导“新大众文艺”，正是对此努力做出自己积极的回应。同样，对于“生命力”，我也没有那么悲观，这同样不仅仅是一个文学的议题，这是我对“人”的基本信任甚至信仰，是对生命本身“生命力”的从不质疑。举个例子吧：人类用轮子替代了腿，但跑步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甚而，轮子越快、越便利，人却越来越信仰腿的飞奔。
　　季风：您希望读者从您的作品中获取什么？是否有某位读者的反馈曾让您印象深刻？
　　弋舟：希望读者在我的作品中，获得美，获得安慰，获得对于人的同情，获得对于人间的理解……读者的反馈从来都令人喜悦与欣慰，当然，我也收到过否定的意见。最近我在给《青年文学》完成一个作业，这本刊物有个名叫“灯塔”的栏目，遴选一位“90后”青年作家的短篇小说，并由其提名一位对他写作之路影响最大的作家来回应和点评，有幸，一位“90后”青年作家点了我的名，对此，我格外高兴，感到自己的写作在另一位年轻同行的写作中得到了有效的呼应，这是一件何其美好的事，就仿佛一条河流默默奔流，它的上游因为下游才被赋予了庄严的意义，被时光确认，被水花荡漾出涟漪。
　　季风：近年来，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比较，在大众阅读中略显式微，您为何坚持这一体裁？您认为短篇的独特魅力在哪里？
　　弋舟：我不太喜欢用“式微”这样的词来判断文学，无他，那样略显功利了一些，也从来不是一个准确定位文学的方法。你瞧，短篇小说相较长篇小说式微了，文学相较商业式微了，商业相较科技式微了，等等，这么相较有意义吗？如果一定要比，式微就式微吧——当年我提笔为文，大约也不是奔着“不微”去的。认真想想，我也并非刻意坚持什么，短篇小说本身就是文学的本体之一，而且，重要的还在于，我是如此热爱它，它几乎是最与“功利”无关的事业，那么，我爱它，正是因为它“式微”的独特魅力。
　　季风：对年轻写作者，您会给出怎样的建议？您认为一个作家最需要坚守和警惕的分别是什么？
　　弋舟：努力地生活，认真地生活，拼命地生活，在生活中确认自己的天赋。作为一个作家，你要认领“式微”的一切，然后蓬勃地、有尊严地生长，你要警惕无病呻吟与怨天尤人，你要严防虚荣，要懂得生命本身才是生命最终且唯一的意义。
　　季风：抛开作家身份，生活中的哪些细节或爱好会滋养您的写作？能否用一句话形容您此刻的创作状态？
　　弋舟：就像我很难感知“灵感”一样，我的确很难从整体的生活中区别出格外滋养我的某个细节，就好比，我也很难指认具体是哪一本书给了我莫大的启迪、哪一口饭吃饱了我。是的，对于我而言，一切都是全部的，而不是独一的。此刻，我在努力地生活，认真地生活，拼命地生活——如果，这“生活”就是可以用“创作”来代称的话。

 弋舟部分作品

弋舟作品《我们的踟蹰》。


弋舟作品《刘晓东》。


弋舟作品《跛足之年》。


弋舟作品《丁酉故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