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孝运
　 在文学的广袤天地里，安黎宛如一颗独特的星辰，散发着别样的光芒。他既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也是一位严谨负责的文学刊物编辑。
　　安黎的人生，交织着对社会的忧患与写作的闲适，犹如一幅层次丰富的画卷。
　　从《我是麻子村村民》《小人物》到《丑陋的牙齿》，从《痉挛》到《臭脚丫走过故乡路》《农民工》，再到近几年关于孩子教育的讲座，他始终怀揣着一颗炽热的心，试图通过自己的切身感受，唤醒更多人改变不良习惯以及那些由不良习惯衍生出的社会顽疾。
　　随着岁月的流逝，安黎从未停止前行的脚步。年龄的增长并未让他原地踏步，而是将自己的所学、所知、所思、所想，以更加深刻的方式表达出来，对人生和社会进行深层次的思考，期望给人们带来启示和感悟，引领大家走向醒悟。
　　安黎对文学有着独特而深刻的见解。他认为文学不仅仅是文字的排列组合，更是对人性、对社会的深刻洞察和剖析。文学应该是真实生活的镜子，映照出世间的善恶美丑、悲欢离合。
　　在安黎看来，好的文学作品要能触动读者的心灵，引发他们的思考，让他们在阅读中找到共鸣，从而对自己的生活和价值观进行反思。
　　安黎常说：“文学是一种力量，它可以改变人们的思想，影响人们的行为。一个作家的责任就是用自己的笔，为社会传递正能量，为人们带来希望和勇气。”
　　时光回溯到1995年，那时的我初入新闻界一年多，满怀文学梦想，带着自己精心撰写的文章，直奔《美文》杂志社，渴望得到编辑的认可。
　　在杂志社门口，一位年轻人询问了我的来意后，将我带到一间办公室，向里面的人介绍：“安老师，这个小伙来投稿。”
　　我紧张地将稿件递给编辑，这位编辑正是安黎。他认真地阅读后，却将稿件退还给我，温和地说：“你的文章不符合在这个刊物发表的要求，建议你多读书，多读文学、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书，把基本功做好。”
　　带着这份诚恳的建议，我离开了《美文》杂志社，也从此记住了这位友善的编辑安黎。
　　之后，我又多次前往安黎的办公室。虽然每次都遭遇退稿，但他的每一次建议都让我对他心生敬意。我们互相留了联系方式，我也听从了他的建议，暂时停止了投稿。
　　真正让我们深入交往的，是我了解到了安黎对人生、对社会的忧患意识。
　　安黎的文化之根深深扎在三秦大地的黄土之中，但他的小说与以往的陕西作家风格迥异。他的艺术观念和写作方法带有强烈的现代气息，与代表的传统小说拉开了距离。
　　西北大学教授费秉勋在参加安黎《小人物》新书发布会时评价道：安黎比较孤独，不喜欢扎堆，不张扬，勤奋刻苦，埋头读、写、思考。他的读书范围很广，外国书籍占比很大，且善于读书，能消化吸收为自己的血肉。
　　看过《我是麻子村村民》后，我更加深刻地了解到安黎的对社会、对人生的忧患意识根源。
　　他的母亲勤快善良，父亲是村里的能工巧匠，他们不辞辛劳地拉扯孩子们长大。然而，一场意外让父亲“永远伸不起腰”，在村民面前抬不起头。在压抑与煎熬中，安黎凭借勤学聪慧考上大学，跳出农门。但艰难的家庭状况让他参加工作后既要照顾老人，又要照顾弟弟妹妹，收入紧张。
　　即使工作多年，他仍放不下家人，也会热情地招呼亲戚朋友。我曾和安黎在一个院子居住，他家里经常迎来一批又一批亲戚朋友，他一视同仁，却也因此变得入不敷出。
　　当《时间的面孔》出版后，新书发布会需要部分新书给参会嘉宾。
　　安黎向我提及此事，我答应帮忙。最终一个企业朋友答应了我的请求，购买的新书如期送到了发布会现场。这也算是为安黎尽了点绵薄之力。
　　生活的压力没有让安黎沉沦。我们有时一起打麻将，他和牌时手舞足蹈，输牌时语无伦次，高兴时高声歌唱，被动时“不讲道理”。当然这也只是在熟人玩耍时才会有的放松与闲适。
　　朋友们虽觉得这是一种难以接受的本真表现，但也能理解他。
　　事后吃饭时，安黎会自我检讨，他的可爱与淘气让人又爱又恨。
　　安黎的闲适体现在精神层面，实际是安黎的思维活跃的体现。
　　在西安北稍门那狭小的空间里，他一住十多年，房间里最多的就是书籍。中外文学名著、国内国际经济与贸易以及多个领域的书本琳琅满目。即使搬到北郊，他家里最多的依然是书籍，连嫂子都颇有怨言，觉得他把书看得比什么都金贵。
　　安黎鲜少涉足社交场合，却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自由翱翔。
　　他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而是通过读书、开悟、领悟，集纳智慧与思考，形成自己的精神硕果。
　　他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关注社会发展，透过现象看本质。他用自己的经历和不同人物的语言写作，让读者看清社会的真实一面。
　　他常常感慨社会现象和人生故事，用犀利的眼光发现问题，用尖锐的话语指出问题。
　　在虚伪的人面前，他或许显得“狂妄自大”，但了解他的朋友都知道他的良苦用心。
　　他希望用文字感化人、启迪人，让世人看到假大空的危害，领略真善美的益处，看清社会的本真。
　　安黎，在忧患意识与闲适生活之间，用文字书写着自己独特的人生篇章；也用自己对文学的深刻见解，为文学的天空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