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
　 小时候，看到哥哥姐姐们一天天背上书包去上学很是羡慕。他们放学后三五成群聚成一堆写作业，我便夹在中间凑热闹，翻着他们的书看娃娃，尤其是语文书，里面的插图很多，有“蔡永祥守卫铁路桥”“少年英雄刘文学”“红军战士飞夺泸定桥”“大寨儿童修试验田”等，比算术书有意思，于是就想，我几时才能去上学呢？妈妈见我老是问个不停，就纳了个布书包，找了几本哥姐的旧书和用过的本子装进去，说：“明天早起，去邻居二毛家上学吧。”第二天黎明，我便背上书包出了门，煞有介事地敲开二毛家的门，自行开启了“学前班”生活模式。
　　终于上小学了，我领到了自己的新书，喜欢得如获至宝，回到家就央求姐姐包书皮，姐姐从租我家房子的武哥家要了两张报纸，把她和我的书都包了，然后在书皮上写上语文、算术、班级、姓名，并在右下角注明：一九七四年二月。
　　建在我们村上的东坡煤矿是铜川矿务局所辖最东边的一个国营统配煤矿，矿上办起了子弟学校，从小学到高中全面设置，学生数量多达千人。那时候，国家号召东部地区大城市的知识分子支援大西北，许多大专院校毕业的热血青年便义无反顾地来到这边，投身到建设大西北的热潮中来，分到煤矿的许多知识分子进学校当了教师。可学校教师还是远远不够，于是就从矿上招的工人中选一些文化水平较高者来教书。这样一来，师资队伍便呈现出五湖四海、人才济济、各具特色又生动活泼的喜人景象。学校不仅开设语文、算术，还有音乐、美术，老师们大多会讲普通话，拼音教得好，为我们打下了坚实的汉语拼音基础。久而久之，我们这些农村娃说起普通话也是张口就来，不在话下。
　　上到二年级，有一天正上自习，班主任潘老师走进教室，手里拿着一本小册子，欣喜地举到半空，说：“这是一本《少年文艺》，编得不错，两毛六，哪位同学想要，就拿上钱来教导处买。”然后转身出去了。教室马上热闹了，几个家在附近的工人娃迅速冲出教室，跑回家要钱。很快，他们一人拿着一本杂志回来了，坐下后边看边和前后座的同学议论，强烈的优越感溢于言表。农村学生基本声色未动，依然默默地看书写字，但是，扫了一眼那些同学手中的杂志，色彩绚丽的封面迅速亮丽了双眼，加之有意炫耀的议论声不断传来，大家的内心早已翻江倒海、心向往之了。时隔不久，学校又来了新书《雷锋的故事》，买的人比较多，我回家告诉父母，妈妈说：“你和姐姐买一本换着看就行了。”书买回来，姐姐很快看完就给了我，我看完后却舍不得放下，天天背在书包里跑来跑去，直到很久以后。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矿区人口达到最多。偶然听说西村里的文亮有一本娃娃书《智取华山》，我星期天下午便借故去玩，谁知他却忙着出茅粪，“你有啥事？”他边干活边流着汗问我。“没事，我来帮你一起干活吧。”我一边随机应变，一边跳进茅坑拿起铁锨干起来，一股酸臭之气直扑口鼻也无暇顾及。天快黑时，茅粪终于出完了，文亮留我吃了饭，走时我问：“听说你有本《智取华山》？”他说：“你听谁说的？我爸前天才从渭南给我买的，你拿去看吧，明早上学还给我，注意不要让其他人知道。”我接过画书，心满意足地赶回家去。
　　上了初中以后，迫于要考初中专、跳出农门的巨大压力，也因为学校没有图书室、书籍奇缺的缘故，我除了隆冬的夜晚和老牛钻在一个被窝里、打着手电看完了《鲁滨逊漂流记》《新儿女英雄传》，竟再没读过什么课外书。到了高中，情况就不一样了，在外工作的大哥供我上学，起初每月给二十元，后来涨到二十五元、三十元，直到我考上大学。那几年，我先后看了《山中，那十九座坟茔》《高山下的花环》《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乔厂长上任记》《燕赵悲歌》《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芙蓉镇》，还有台湾小说《女强人》、外国名著《呼啸山庄》《安娜·卡列尼娜》《热爱生命》等，以及当时在中学校园里风靡一时的琼瑶、汪国真几乎全部的作品。
　　怀着对文学艺术的痴迷，我走进了大学中文系。开学伊始，我迫不及待地找到学校图书室，详细了解了藏书数量、分类、典籍等，办了《借书证》，几年下来，配合着各门文学课程教学的延伸，我们系统涉猎了从先秦诸子散文到唐诗宋词、到明清小说、再到现代、当代文学，以及外国文学中的优秀作品，许多经典作品或精彩片段曾经达到出口成诵。结束了短暂而充实的大学生活，踏进人生第一个工作单位广阳高中时，我的办公室里俨然已经竖起一个几块木板钉成的简陋书架。我用自己多年来的藏书及大学课本装点书架，时常在书架前伫立、流连，或抽出其中一本，将精彩篇目配合教学内容读给我的学生们。
　　激情燃烧的教师生涯持续了三年，我便调到政府工作。几十年来，我辗转于乡镇街办、县直部门，从事普通的基层行政管理和服务工作，收获了许许多多来自同事间热切的关心与支持、配合与包容、真诚与担当，也感受到多年辛勤付出以后带来的变化和效果。
　　回忆走过的人生之路，自己这样一个生性愚钝浅陋的人，如果不是喜欢读书，从书籍中受到些启发、有了一点感悟，那将是多么可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