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光辉
　　父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陕北农民，他坚信土地不亏勤劳者的道理，一辈子默默地在土地上耕耘着、奉献着，用自己的辛勤劳作坚守和维系着我们的家一路走过艰难困苦的岁月。
　　在生命的年轮里，我在圈内，父亲在圈外，但我与父亲在这个圈内紧紧相连。在我近50年的人生历程中，曾以为自己很了解父亲、懂得父爱，可是直到自己成了父亲，才真正认识了父亲，真正懂得了父爱如山。
　　上世纪60年代初，父亲考上了绥德二中初中部，3年后，他顺利考入了高中部。他当年书读得很好，学习成绩常常在班级名列前茅。正当他秉烛苦读备战高考时，“文革”发生了，他的读书梦也破灭了，无奈只能终止了学业，回到农村成了一位农民。不能继续读书的父亲回到农村，不久就被群众推举为村里的会计，那时还是农业合作化时代，年轻的父亲负责着全村账务、村集体资产和苹果园的管理工作。整日忙前忙后的，由于那个年代物资匮乏，大家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
　　从我记事起，父亲的威严就存在了，直到今天，父亲的严厉还留在我心中。小时候每一次被父亲责打，当时的心中是记恨的，可直到后来自己当了父亲，才明白自己当初的可笑和无知。严父出孝子，父亲都是为了我好，有时责打我，也是因为我犯了错。
　　现在已为人父的我，当女儿调皮或不听话时，有时也会动粗，但我的这一粗暴行为如被父亲看见的话，他会严厉地批评我说：“娃娃还小，又那么听话，你咋能这样呢？”有时，我会对父亲说：“我小时候，你还不是这样管我的？”此刻，父亲沉默的脸庞露出了歉意的微笑，说：“那时的你不听话。”
　　听母亲说，在我还不到两岁时，父亲带着母亲、小姑和我，来到了延安市宝塔区甘谷驿一个叫石家河的村子落户。在那个村子里，我们家以“外来户”的身份整整待了10年。母亲说：“刚到石家河时人地不熟，每天的日子很难熬。白天，我和你父亲到地里劳动，只有你和你小姑在家。晚上，一家四口人坐在昏黄的油灯下，我忙着做家务，你父亲就给你和你小姑讲故事。”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与村里人也熟了，我和小姑也找到了自己的玩伴，父母也可以放心地干活了。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们在那个叫石家河的小山村里生活了近10个年头。由于父亲是祖父家的长子，祖母又去世得早，加之祖父年纪大了，为了照顾祖父和残疾的大祖父，在外飘零10年后，父亲毅然决然地带着一家老小又回到了老家绥德。
　　父亲一辈子刚强自立，深知低头干活易，求人不如求己，从不张嘴求人。回到绥德老家后，我和妹妹都已上学。随着弟弟的出生，父亲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他和母亲整天为了家中的一日三餐和我们兄妹的学费奔波着、奋斗着，贫困的陕北农村说到底，即使你再勤劳，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的。
　　记得那时，我在绥德城郊二中（现绥德中学）上初中。有一年冬天，学校要交50元的暖气费，但那时我们家的葵花子还没有卖出去，我的生活费还没有着落。周末回家，我给父亲说了学校要交暖气费的事，晚饭后，父亲一个人出去了，到很晚才回来。第二天我上学走时，父亲将10张皱巴巴的“大团结”给了我，并嘱咐说，到了学校先把暖气费给交了，要好好吃，不要担心家里，等过两天葵花子卖了，我再给你把钱送到学校。接过父亲手中10张皱巴巴的“大团结”，我推着自行车默默地离开了，此刻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我知道，在那个年代，这10张“大团结”是父亲求了很多家才凑出来的。
　　后来，妹妹考上大学，弟弟也到了上学的年龄，我已到延安谋生并成家立业，父母便一道来到了延安。为了生活，父母在我们租住的城中村里摆了个小摊。每天，当我们还在熟睡的梦中，父亲便蹬着三轮车前往货场进货了，每次回来时满身都是汗，里外衣服全都湿透了。为了赶早市，他一刻不停息，顾不得换下湿透的衣服，便与母亲一起将水果摆上三轮车，又匆匆地前往早市了。自从那年父母随我来到了这座城市，父亲和母亲就这样风里来雨里去、起早贪黑地为着我们的家操劳着、奔波着、奉献着。
　　现在，父亲已经到了古稀之年。在我多年社会行走的历练和努力下，工作日渐稳定，加之妹妹也参加了工作，弟弟也有事可干，我们家的日子一天天地好了起来，并在城市里购买了自己的房子，女儿也考上了研究生。父亲的心情一天天地好了起来，虽然母亲常年在妹妹家照顾小外甥，只有父亲一个人待在延安的家中，但他把家里收拾得井然有序、一尘不染，闲暇之余还会玩手机、看抖音、去网购，生活过得优哉游哉。
　　只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父亲摆摊的那些日子。每当我下班后，看到父亲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马路边，死守着那个我们全家老少赖以生存的小摊，我知道，父亲在坚守着一份责任，他是我们这个家的坚守者，也是我精神家园的坚守者。
　　父爱如山，在父亲大山般的挚爱和威严中，我时不时地感到一种温暖、一种力量。有时，哪怕是父亲的一句责备或是皱眉，都会在我成长的历程中留下深深的印痕。在父亲大爱的庇护下，每当我人生的风雨来临之时，我都能在父爱的港湾中短暂休整，然后站起身来，奋力前行，去追逐我们幸福生活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