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季风（阳光报《非常对话》栏目主编）
　 对话嘉宾：袁秋乡（高级记者、散文作家、公益阅读推广人）


　 袁秋乡
　 
　 嘉宾简介
　　袁秋乡，高级记者、著名媒体人、散文作家、儿童阅读公益推广人，《乐乐趣立体书》总编审。在传媒行业奋斗了几十年，袁秋乡如今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孩子们都能读到审美独特、视野开阔、内容丰富的优质童书。


　 袁秋乡（前面第一排右六）西北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全体同学毕业留念

　　编者按
　　网络时代似乎没有地理、时空之分，《陕西日报》原高级记者、散文作家、公益阅读推广人袁秋乡女士远在国外，但是仍放不下对文字的热爱。她时不时拿起笔，记录自己的一点一滴，也时不时推送新鲜的“家庭爆料”视频，兴奋地讲述陪伴小孙女和小孙子的故事。作为资深新闻人，她谈起一些职业过往，感慨良多。她说：“尤其在1997年2月19日那个晚上，我们正在见证历史，不忍面对，也得面对。我知道，我们将永远失去一些珍贵的东西。”
　　“也是在那个晚上，我拿起笔，做了一个深呼吸，庄严虔敬地签上‘付印’两个字，瞬间泪流满面。一个晚上签了两次‘付印’，也是我职业生涯中唯一的一次。是送行、是记忆，更是永远的感恩和致敬。”
　 季风：袁老师您好，最近常看到您分享生活的短视频，每篇都很有意思，尤其是听到您充满爱意的奶奶腔说起陪孙女孙子长大的故事，和我印象中新闻前辈干练、果断的形象完全不一样。
　　袁秋乡：因为做了奶奶，心态完全不一样了。
　　季风：您在多伦多待了多久，生活得还习惯吗？还在动笔记录和写作吗？
　　袁秋乡：我在多伦多来来回回待了三年多时间吧。我们有十二个小时的时差，生活和国内基本没什么差别。我喜欢文字，也放不下，就时不时写一点小文章，发表在几个公众号上。前几天我自己刚刚注册了一个公众号。但是技术太差，不会排版，也不懂怎么让别人关注自己。
　　季风：您发表在公众号的文章，我先收藏了，将来仔细品味其中细节。
　　袁秋乡：我们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我的视频是做着玩一玩，也是没有技术、没有设备，连字幕都不会弄。
　  季风：您的视频内容不刻板，人又随和自然。您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新三级聚会纪实与感怀》一文，看得人荡气回肠。总算大概懂了袁老师人生的脉络。看了您在母校毕业四十周年的合影，原来您和诗人薛保勤是同学，作家王新民也是您的学弟。您还当过省射击队运动员，成绩不错，要不是上了大学，可能真会成为在奥运会上夺金拿银的女运动员。
　  袁秋乡：我是77级的，是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批大学生。王新民是79级的。我是河南人，父母在富平县城落户。我参加射击比赛也是高中时在学校参加训练选拔出来的，当年打的是小口径步枪。如果进了射击队，顶多成为一个教练。
　　季风：和工农兵学员出身的学生比较，这批大学生的质量应该很高。
　　袁秋乡：那是积压了十年的人才。当时录取比例是4.9%。我们一进校门，开卷考试就变成了闭卷考试，对工农兵学员压力比较大。同学们都在拼着命地学习，特别珍惜好不容易获得的读书机会。
　　季风：您是在校报上发表了散文后被老师发现了写作才华，推荐您到《陕西日报》工作。但是去作协工作似乎更适合您，在当时当作家也是很多有追求、有才华的青年最大的梦想，说不定在文学界会出现一位叫袁秋乡的才华横溢的女性作家。
　  袁秋乡：我的老师觉得我适合在报社工作，我也喜欢报社的工作。其实我们的毕业分配是完全由领导和老师决定的，自己没有选择权。系里通知你去哪个单位，就是哪个单位。我是去系里领“派遣证”的时候才明确地知道自己被分配到《陕西日报》工作。
　　季风：进了《陕西日报》，您是直接从记者做起吗？
　　袁秋乡：是的，报社是一个编采合一的单位。工作证就是记者证。出门是记者，回来就是编辑。但是每一个人有专门的行业分工，比如我是文化口的记者，就专门负责整个文化界的采访报道和编辑副刊上的各种来稿。
　　季风：党报的文化新闻应该最容易出彩？
　　袁秋乡：也不见得。党报的第一新闻需求是时政新闻。按照报社规定，新人要在基层驻站两年锻炼。我当时就在渭南记者站驻站，但是因为报社需要人才，只驻了三四个月就回到了西安。
　  季风：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老百姓更愿意关注喜闻乐见的社会新闻和娱乐新闻。您从《陕西日报》调入《三秦都市报》，并担任副总编，您觉得哪个阵地最适合您，也最影响您后来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袁秋乡：都有影响，《陕西日报》当时有几位德高望重的老记者，他们教会了我做记者首先要有担当，要有悲悯心。《三秦都市报》我当时是不愿意去的，觉得自己的个性不适合当官，不自由。但是报社领导反复动员，几乎命令式地把我调到《三秦都市报》，说年轻人就要去为报社闯一片新天地。但是去了以后就很热爱，因为有了更大的施展新闻抱负的舞台。
　  季风：《三秦都市报》何时有了社聘采编人员？社聘人员是否因为人事制度自由，也更加强了队伍人才，而少了人事纠结？
　  袁秋乡：《三秦都市报》初创时，我们调集了当时《陕西日报》在职的40余名本科毕业生，激情澎湃，充满活力，这是一支特别能战斗、有理想的队伍。我们在社会上还有一次大型招聘，从七八百人中层层选拔出10个，全部正式调入报社。后来的人，陆陆续续就是社聘人员了。报社发展很快，对人才需求量也很大，就不断地从全省乃至全国招聘人才。后来报社的市场化程度更高，就有了流动性，人员也是进进出出，来来往往了。
　  季风：那时已经颇有名气的作家方英文也闻讯从陕南某县前来西安当编辑，属于社聘人员吗？
　　袁秋乡：不是，我们在试刊的时候就已经看中了方英文，让他参加了那次大招聘考试，然后直接正式调入。
　　季风：现任阳光报社社长、总编辑的万波先生，曾是您手下的精兵强将，也是当年从《陕西日报》抽调的那批40名本科毕业生之一？
　　袁秋乡：是的，他是我们极为重视的才子。古诗词功底深厚，新闻出手快，善于做标题，被大家称为“万标题”。
　  季风：您这么一说，我对万总更多了一份了解。我还以为“万标题”，是同事对他善意的贬损和调侃？
　  袁秋乡：不是，是高度赞扬。当时就是因为他的标题做得好，《陕西日报》想把他调回去做夜班编辑。我坚决不同意，硬是不放人。为此被尹维祖社长批评了一顿。是我硬把他留在了《三秦都市报》不让走。
　　季风：又是高考即将来临，我们首先得感谢一个人，就是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正是他的第三次复出，提出恢复高考，改变了当时很多年轻人的命运，您是第一批恢复高考的受益者，能否谈谈您的感受？
　　袁秋乡：我常常想如果没有邓公，没有改革开放和恢复高考，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1972年，邓公第二次复出以后，提出了恢复高考的想法。我们开始像发疯一样地学习。初三和高一，我都是在各种各样的补习和考试中度过的。其间，我参加了一次渭南地区的小口径射击比赛，拿下了女子单打冠军，并且被选进省射击队。班主任却把我叫进办公室，语重心长地说：“打一辈子枪有什么出息？好好读书，考上一个好大学，才是人生大事。”我喜欢大学，愿意为它努力奋斗，也愿意为它牺牲让步。我毅然放弃了省射击队，埋头苦读，发誓要考上一个好大学。
　　季风：我看过一个叫《巴山夜雨》的电影，有句台词很精彩，是一位诗人说的：现在有些人，他们实际上是不要文化，不要科学，甚至不要物质生产，就像世界不要阳光，不要森林，不要花朵，不要色彩，这就将是一个死了的世界。
　  袁秋乡：我家孩子多，小时候我被送给别人，过了两年别人不要又送了回来。世界这么大，偏偏我又多余。我因此而自卑、敏感，又无比倔强，喜欢看书写日记，把心里话写给自己，不说给别人。偶然一次，我把自己看到的一件小事情用华丽的辞藻编成一个小故事，悄悄寄给县文化馆，竟然在他们的油印小刊物上刊登出来了，还得到几毛钱的稿费。一扇大门从此给我打开，我自此知道文字可以变成钱，还可以成为一种生活。
　　后来，可以考大学了。我也金榜题名，考入了西北大学中文系，成为一名幸运的77级大学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陕西日报》社，成为一名记者。我热爱自己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就像一滴水终于找到了河流和大海，风里来雨里去，都是一种滋润和成长。我的一切，都是邓公给的。
　　在我的心里，他就是一尊神。他以一己之力，扭转时代巨轮的方向，拯救国家民族于水火，也赋予了很多人不一样的人生。想过报答他。但是，巍巍高山如何看见沙滩上的一颗沙砾？那就在这满地沙砾中心怀悲悯，用生命的所有热量奔跑，为苍生说话，为社会坚守公道。我很幸运，那个时代愿意给卑微者一个可能并且承认一个卑微者的努力。
　　季风：他去世的那晚，是1997年2月19日，也是农历1997年的正月十三，年还没有彻底过完，很多人白天忙碌一天，晚上早早休息，您当时在具体做什么？
　　袁秋乡：我在值夜班。夜班是一家报社最关键、也是最后一道门。读者第二天看到的新闻，就是记者和编辑在当天夜里辛勤劳动的成果。作为一名值班领导，我不仅要签发第二天报纸刊登的稿件，尤其是头版头条、二版头条，还要对这些稿件负一切责任。
　　晚上十一点左右，夜班主任蔡百鸣急匆匆地跑来告诉我：新华社有重大消息要发布。这种现象非常罕见，以前偶有发生，但大概内容我们都能猜得八九不离十，会提前预留版面。这一次，连一点蛛丝马迹都看不出来。
　  季风：值班领导的责任重大，您会提前在工作上做些准备和安排吗？
　  袁秋乡：是的，我们慎重地选择了一个方案：在一版安排了一个会议消息，再配上四四方方的大照片，万一换稿，不会太措手不及，或者出现大的闪失。但是，一校、二校、三校都已经完成，最后的样子也送上来了，新华社消息还没有发布。
　  季风：莫名的等待是很煎熬人的，您心里当时是怎样的感受？
　  袁秋乡：是的。一旦失误，不仅自己要承担全部责任，还会连累夜班的很多同事。我们紧急商量了一个方案：报纸正常开印，编采下班，但是打开传呼机和手机，随时待命。一直没有收到最新消息，我在最后的样子上签了“付印”两个字，下班回家。
　　回到家，洗漱完毕，吃了两粒安眠药上床睡觉。刚刚迷迷糊糊入睡，电话铃声大作，我翻身坐起抓起电话。蔡主任急切地说：“新华社消息来了，邓小平同志逝世。”
　　我当时瞬间眩晕，急忙告诉蔡主任：“快去通知印厂停机，再通知所有人员返回办公室。”报纸已经印刷了两万多份了，蔡主任赶紧狂奔向印厂，我则急急忙忙往办公室跑。
　　季风：对于一家报社来说，可能没有比这更重大的新闻了。你们第二天的报纸内容肯定要做大调整。这是对您自己和报纸的双重考验吧？
　　袁秋乡：其实人人都面临考验和挑战。办公室里，大部分人已经严阵以待了。我拿过新华社的电讯稿，上边赫然写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邓小平，因患帕金森病晚期并发肺部感染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悲从中来，但是要克制、隐忍不发。因为此刻要做的是全力以赴、心无旁骛。
　　我们将大家召集在一起，做了一个简短的战前动员：“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我们要聚精会神，坚守自己的岗位，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前四个版的稿件和娱乐版稿件全部撤掉，换成新华社的电文，其他版面更换报头颜色、重新做标题。要严肃凝重，不能欢脱更不能娱乐。时间紧、任务重，要做到所有的版面都万无一失。让我们满怀对邓小平同志的感谢和怀念、对新闻的忠诚和敬畏，行动吧！”
　　大家都忙碌起来，我坐在办公室安静了一会，安眠药的劲更上头了，而且越来越猛，头晕眼花，浑身无力，只想躺下睡觉。急忙冲了一杯咖啡，一口气喝完，来回的晃晃、走走，觉得还是不够劲，又泡了一杯浓浓的茶。旁边的编辑说：“这么浓啊，这么狠啊？”他知道我平时到了下午就不敢喝茶，害怕睡不着。但是现在我必须让自己尽快精神起来、兴奋起来，进入最佳的工作状态。
　　凌晨三点左右，大样一个接一个送上来。换报头、排版、做标题、校对，速度快得惊人。可爱可敬的同事们都在倾尽自己的所能一起创造着奇迹。黑色的报头凝重肃穆，下边的头版头条：“邓小平同志逝世”七个大字，比报头还要大。那是一座山啊！我们正在见证历史，不忍面对，也得面对。我知道，我们将永远失去一些珍贵的东西。
　　我拿起笔，做了一个深呼吸，庄严虔敬地签上“付印”两个字，瞬间泪流满面。一个晚上签了两次“付印”，也是我职业生涯中唯一的一次。是送行、是记忆，更是永远的感恩和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