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黎
　　“秦中自古帝王都”。在司马迁的笔下，关中“沃野千里，号称天府”；在《尚书·禹贡》里，把关中的黄壤土定为上上等。适宜耕种的膏腴沃壤，久为帝都的历史渊源，缔造出了关中乡民特有的恋乡情结和保守型人格。“陕西八大怪”之一，就是“姑娘不对外”。
　　每到过年，关中乡民都格外地恪守旧俗，循规蹈矩，很少省略和更改祖先遗留下来的环节。下面就讲一下关中人过年的旧俗。
　　旧时关中人的过年，是从腊月初五起步的。初五名曰五豆节，家家户户都要喝由五种豆子熬煮的稀饭。接着是腊八节。腊八与喇叭谐音，尽管不是喇叭，却形同喇叭，仿佛是在提醒人们过年的日益临近。腊八面吃过或腊八粥喝过，家中的男女老少齐动员，各司其职：女主妇刷墙、染衣、拆洗被褥等；男主人磨面、劈柴、剃头、杀猪、上街采购年货等；女孩子剪窗花、糊窗纸、缝鞋垫、洗头洗衣等；男孩子则为替补队员，哪里需要就在哪里搭一把手，或挑水，或喂鸡，或扶梯子，或拉风箱。
　　腊月二十三，关中人称其为灶火爷日。这天，要召唤逝去的先辈回家过年，第一声鞭炮响了起来，祖先的牌位立了起来。傍晚时分，妇女要给灶火爷烙饦饦馍。饦饦馍是一种拌入调料的圆形饼子，用洗净的梳子，在上面扎出横竖交错的花纹。饼子烤熟后，先将其放在灶头，举行祭灶仪式，家里的男丁依序跪地，焚香烧纸，磕头作揖。祭灶后，饦饦馍的最终享用者，当然还是家里的孩子。
　　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年馍。年馍一蒸就是一整天，从晨曦泛白，蒸到暮色降临，才算告一段落。馍的花样繁多，馒头、肉包子、素包子、糖包子、红豆包子、花馍等，不一而足。花馍有老虎状的，有兔子状的，有蝎子状的。老虎馍，是要借老虎的威猛来辟邪；蝎子馍，是为咬蝎子。据说咬疼或咬死了蝎子，蝎子才不敢对人图谋不轨。
　　中华族群的骨子里，天生就潜伏着崇尚美的基因，这一点，从哪怕不识字的农妇身上，都能得到确切的验证。
　　做年菜，要炸丸子、炸麻叶和煎烩菜。麻叶名义上是为祭祖，其实是为满足孩子和客人的口腹之欲。烩菜主要用来招待客人，艰困年月，一砂锅烩菜，既是主家的脸面，也是客人的期盼。砂锅架在火盆上，泛着油花的烩菜，咕咚咕咚地冒着水泡。客人围坐于砂锅之旁，一边狼吞虎咽地咬着馒头，一边伸长筷子抢着夹菜，动作不敢有任何迟缓。尤其是覆盖在烩菜顶端的那两三片肥肉，早已被众多的斜目紧盯不放，稍不留神，肉片就不翼而飞。肉片之下，埋藏的是萝卜疙瘩和白菜叶子，仅此，数量也极其有限。
　　除夕中午上坟祭祖，傍晚放鞭炮，夜里一家人围坐于油灯之下，一边包饺子一边守岁。守岁，就是把夜坐穿，彻夜不眠。据说守岁时间越长，寿数越高。但多数人苦熬到半夜，已难以支撑，于是不管不顾地倒炕酣睡。
　　大年初一，公鸡刚刚打鸣，村里便零星地响起了鞭炮声。孩子们闻声而起，穿戴新衣，女孩像燕雀一样地飞来飞去，男孩像篮球一样蹦来蹦去，敲开这家的家门，显摆一下新衣；磨蹭在那家的炕沿，讨得一颗糖吃。
　　天刚放亮，就吃早饭。过年饭食的丰盛，主要体现于早餐。凉菜热菜，悉数端上了矮桌，平时滴酒不沾的人，此时也要强迫自己喝上三两杯。饭后，晚辈出外，拜望本族的长辈；长辈则留守家中，静候本族的晚辈来拜望。拜者一跨入大门，就跪在了院子，嘴里“三爷三婆”或“六大六娘”地叫着，然后就是“孙子侄子给您拜年了”之类。连磕三个头后，起身掸衣，退出大门而去。
　　新嫁入本族的新媳妇，则要被小姑子或妯娌引领着，在本族的这家出那家入，谓之曰“认门”。本户族的人，对此早已有所准备，要么取出一双袜子相送，要么拿出一方手绢相赠。
　　晚饭不很讲究，或挂面，或饺子，或米饭炒菜。饭后，从家里走出来在村里闲逛，却很有可能参与一场狂欢。上一年，谁家若生出了“带把娃”（男孩），称其有“天喜”。“天喜”含两重意思，一指天大的喜事，二指喜从天降。有了“天喜”，就要借机寻欢作乐一番，以为过年助兴。牵来一头牛，众人哄笑着，纷纷伸出手，齐心协力地把“带把娃”的爷爷或奶奶抬起来，架于牛背，逼其骑牛。踢牛一脚，或抽牛一鞭，牛就狂躁地蹦跳，骑牛者被颠得东倒西歪。更有好事者，去某家的灶头，手抓一把黑灰，跳起来，将其涂抹于骑牛者的脸上，骑牛者瞬间就变成了大花脸，惹得观者大笑不止。
　　初二到初十，是漫长的拜年时段。先舅家，后岳父家，再姑姑姨姨家，次序不能错乱，礼物亦轻重有别。而初十之前，每天都有禁忌，今天不能动针，明天不能动土，后天不能吵架。尤其是初七，谓之“人七日”，这天晚上，全家人，尤其是孩子，个个要吃一碗又长又细的“拉魂面”，以防止魂被丢掉……直到龙抬头的二月二，过年才算真正结束。
　　时势更替，关中也好，全国各地也罢，过年的习俗难免会遭到删繁就简或偷梁换柱。但无论怎样变化，民俗文化的整体框架不会倒塌，过年在国人心目中的分量不会减弱，春节作为中华民俗文化标志性的符号不会消失。过年，是华夏子孙的精神故乡，凝聚着国人的根脉认同和文化归属，更寄托着国人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和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