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清涧县寨沟商代遗址瓦窑沟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图片据新华网


　 福建省平潭县东花丘遗址出土的陶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供图


　 陕西清涧县寨沟商代遗址瓦窑沟墓地出土的青铜器 图片据新华网

　 1月30日，“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在京揭晓，四川省资阳市濛溪河旧石器时代遗址、福建省平潭县壳丘头新石器时代遗址群、湖北省荆门市屈家岭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省清涧县寨沟商代遗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西旁唐宋时期景教寺院遗址、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南部建筑遗址等6个项目榜上有名。
　　四川省资阳市濛溪河旧石器时代遗址：刷新对旧石器时代的认知
　　濛溪河遗址位于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遗址主要文化层距今7至5万年，是国际上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展示人和环境关系方面最清楚、最系统、全要素的遗址。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郑喆轩介绍，之所以称之为“全要素遗址”，是因为遗址不仅发现了石器，而且出现骨质、木质的生产工具，这种旧石器时代对有机质材料加工利用的实证，为世界罕见；这个遗址对动植物资源的利用是“大中小、水陆空、食肉食草”全包括，大到大型树木、小到植物种子，地上的熊、天上的鸟。
　　在这里发现的比例较高的接骨草和筋骨草，是中医的药用植物，这意味着在“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之前，古人类对植物性资源已有认识。同时，遗址还发现明确的用火痕迹，以及骨骼上的切割痕、刻划痕。其中刻划等行为在旧石器时代非常罕见，反映了早期古人类对精神世界的初步探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王幼平说：“对于公众，濛溪河遗址是复原了一个触手可及的远古时代的生活场景。几万年前生活在这个遗址的先人，他们对事物的认知和驾驭能力，大大刷新了我们对旧石器时代社会生活的认知。”
　　福建省平潭县壳丘头新石器时代遗址群：完善中华文明形成发展中的“海洋拼图”
　　壳丘头遗址群包括福建平潭岛的壳丘头、西营、东花丘、龟山等遗址，距今7500至3000年。福建沿海地区被认为是南岛语族早期人群形成和向台湾扩散的重要出发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周振宇介绍，这个遗址群展示了南岛语族早期人群的衣食住行，他们的生计模式兼具大陆性和海洋性，各时期遗存均发现了丰富的海、陆生动物资源；西营、壳丘头遗址还发现7000多年前的植硅体水稻遗存，是中国东南沿海岛屿最早的水稻遗存；他们的仪式性公共活动发达，可能与航海、渔猎的生计模式有关。
　　湖北省荆门市屈家岭新石器时代遗址：5000多年前江汉平原的治水智慧
　　屈家岭遗址位于湖北省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以屈家岭为核心，是包括殷家岭、钟家岭、冢子坝和杨湾等十余处地点为一体的新石器时代大型遗址。
　　近年来，考古学者在这里发现多组因势而建、规模庞大的史前水利系统，并对熊家岭、郑畈两处水利系统展开详细考古调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戴向明说：“水利系统的发现，实际上把屈家岭遗址群串联成一个整体，成为实证长江中游文明起源的重要大遗址。”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陶洋介绍，在水坝营建中，许多细节体现出古人的智慧，比如，古人将呈南高北低走势且自然分布的基岩面用作溢洪道，展示出“因地制宜”的科学建设理念。
　　屈家岭遗址复杂的水利系统，集抗旱与防洪、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标志着史前先民的治水理念从最初被动地防水、御水，转变为主动地控水、用水，实现了从适应自然到改造自然的跨越。
　　陕西省清涧县寨沟商代遗址：陕北地区与中原商文明并存的方国
　　寨沟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解家沟镇寨沟村，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是陕北规模最大的商代中心聚落遗址。
　　殷墟甲骨文记载，商代晚期商王朝周边方国林立。陕北高原曾是商代方国重要分布区域之一。寨沟商代遗址首次发现殷商文化圈以外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等级最高的甲字形贵族大墓。“出土的金耳环、蛇首匕、陶器则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反映了黄土丘陵地区与商王朝之间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商王朝对周边地区的影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孙战伟介绍。
　　遗址还发现了一批殷墟风格突出的陶范。北京联合大学教授雷兴山表示：“发现成熟精细的陶范，证明至少有一部分青铜器是出自这里，而不是在殷墟铸造完拿回来的，也说明这里的青铜器铸造工艺水平之高。”
　　新疆吐鲁番西旁唐宋时期景教寺院遗址：见证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西旁景教寺院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的火焰山南麓，遗址年代约为唐至宋代，是国内外罕见的现存景教遗址之一。
　　唐朝时，景教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刘文锁介绍，西旁景教寺院（修道院）建筑保存较为完好，结构完整，近年来出土了大批重要文物，尤其是多语种文献。经初步识别，包括汉文、叙利亚文、粟特文、回鹘文等，其中还有一些双面书写文献，一面是汉文佛经或道经，一面是回鹘语景教文献或叙利亚语景教文献。
　　近年来，遗址出土186件壁画残片，“壁画颜料、画风和新疆多地发现的壁画十分相仿，是不同宗教互鉴的痕迹。”刘文锁说。
　　“多种语言文字、多种宗教同时出现在这里，正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体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郭物说。
　　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南部建筑遗址：辽上京建筑汉化的证据
　　辽上京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南。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对辽上京皇城南部大型建筑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主要发掘了两座大型院落及其主殿、配殿等4座单体建筑，以及回廊、院墙等附属建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汪盈介绍，以往发掘所见的辽代大型宫殿建筑均为坐西朝东，本次发掘的院落是首次在辽上京皇城内发现的辽代始建的大型坐北朝南的建筑。“契丹和中原汉地接触后，大量接受汉地文化熏陶，新发现的南向大型建筑，应该就是契丹民族接受汉地文化的重要证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说。
　　“结合文献记载，本次发掘的皇城南部大型建筑遗址规模庞大、等级高、位置显赫，可能与《辽史》所载的皇家寺院、孔庙、国子监、衙署等重要辽代早期建筑相关。”汪盈介绍。
　  据《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