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乐
　　《科学史讲义》由伯纳德·莱特曼主编。他是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教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科学史学会副主席，出版的著作有《不可知论的起源》（1987年）《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普及者》（2007年）以及《语境中的维多利亚科学》（1997年）等。
　　这套书原标题为《科学史指南》（ACompaniontotheHistoryofScience），于2016年4月由威利·布莱克威尔出版社作为《威利·布莱克威尔世界史指南》（Wiley Blackwell Companions to WorldHistory）系列中的一本出版，2023年6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中文版。
　　《威利·布莱克威尔世界史指南》系列的特点是由一名学者担任主编，邀请每本书所针对的领域中学有专长的学者撰写，以便读者快速了解这个领域的研究概貌和关键问题。本书也不例外，全书共收录了40篇文章。主编伯纳德并没有采用编年史的方法提供一幅“研究蓝图”，旨在探索重新定义下的动态科学史，因此，在编排上跨越传统的年代和地理边界，并从“科学实践”的角度出发审视科学史，从而将本套书划分为“科学人物与角色”“科学地点与空间”“科学传播与媒介”“科学仪器与设备”四个主题。这样的写作方式降低了传统通史论述的门槛，便于入门和理解，能满足大量读者的需求，此外，每篇文章都短小精悍，却又注重技术细节的刻画，并且在结语部分进行反思、提出建议，有助于调动读者的阅读积极性和批判性反思能力。中文版把每部分各自作为一册推出，使原本600多页的英文版变得轻松便携，更适于普通读者阅读。四册书的副标题也较原版略有调整，分别是《从天文学家到炼金术士，那些进入科学宫殿的人》《天文台、博物馆、实验室，科学实践的场所》《从古登堡神话到数字化变革，科学的传播》《计时器、望远镜、光谱仪，促进科学发展的工具》。
　　第一册包括12篇文章，其中第一章实际是后面四个主题部分的序言，作者林恩·尼哈特引导科学史学家们去探索过去的科学活动。基于这一研究进路，本部书在介绍科学人物时，一方面致力于对传统科学家进行了详略得当的探讨，提出了全新的观点，例如，第二章对古代与中世纪饱学之士进行了跨区域比较，突出环境和知识生产者之间的交互性；后两章回溯了“科学人”这一身份演变过程中科学与宗教之间关系的再阐释；另一方面又努力探索科学中的新角色，比如研究那些传统上视被动方为实验对象的人，其中既有未受关注的“中间人”，也有被排斥在理论科学界之外的仪器制造商、自然哲学家和科学插画师。
　　第二册主题是科学场所，收录了8篇文章，从科学实践和科学物质文化角度出发，除宫廷、大学、天文台这些传统的科学活动场所外，家庭、商业科学、考古、采矿和观察野外动植物的户外工作场所等更复杂的场所也被认为是科学知识的诞生场所，在本部书中以这些新地方为题材的章节占据了半壁江山。
　　本套书十分重视科学传播在科学史中的重要地位，第三册共分八章，具体讨论了科学传播与媒介问题，并以时间为主线，介绍了传播媒介由手稿到普及教科书的演变过程，传播方式由书信、电话转向网络世界的变化，科普工作的形式借助科技发展越来越丰富等现象……所有的细节刻画都突出了科学史的“流动视野”。
　　和第二册一样，第四书也从“物质性”入手，以10篇文章介绍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博物学等方面的10个科学工具，即计时工具、度量衡和计算设备、标本和记录设备、显微镜和望远镜、光学镜类和示意图类以及三维模型等，其中技术细节的描绘占了很大的比例。
　　我们可观察到这套书在内容上有两个很明显的主题：一方面，史学家在看待科学时要重视科学知识形成过程中的“实践”“物质”，而不是从抽象理论入手；另一方面，史学家要在多方面了解科学知识体系和科学进展格局的基础上，建立一定的自主知识体系，不拘泥于成为科学发展的阐述者，而是深入科学发展的时代背景追根溯源。此外，这套书与科学史研究的新风向——“历史知识论”相吻合，写作体例上加大了博物学、技术人员、仪器、业余科学等篇幅的占比，提升了技术的地位，突破了“物理学帝国”和以客观性为标准的知识等级。
　　在现代社会，生产和生活以科学技术知识为支撑，后者越来越多地渗入社会关系、意识形态等方面。因此，人们很容易在身边找到把科学与日常生活紧密关联从而营造出的科学文化。这样一方面可以将科学知识从实验室中释放出来，让人们更加真切地反思科学知识的系统性、复杂性和物质性，另一方面也让人们察觉到无法摆脱的工业化、信息化、抽象化等文化困境。这套书在叙事上结合科学技术的社会应用现状，强调“实践转向”“物质转向”，从“具体”的实践和物质细节去突破抽象的文化概括。也就是说，作者检讨了自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以来一批最早的科学思想家尊崇完美的理念世界，并在此基础上区分出真理和意见，认为真理绝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正确的认知只存在于形式中等轻视实践重视抽象理论的倾向。
　　康德主张的“主客二分知识论”曾是科学史上主要的认识论工具，表现为科学知识来源的单一性、割裂性。当前科技史学家则主张既不强调抽象理论，也不突出认识主体的先验能力，更不致力于构建历史上的研究范式，而是在哲学上表现为反思和批判日常生活，在科学史上表现为重新思考科学知识的形成和传播机制，一改理论至上的风气，强调科学知识的物质性、实践性和时代性，这就大大扩展了科学史的研究领域。
　　如在《科学史讲义》这四册书中，除了职业科学家外，科学插画师、炼金术士也作为科学人物被刻画；采矿、动植物考察等户外工作场所和家庭也与大学和实验室等同样被重视；在科学传播方面，期刊史、教科书史和通信网络演变史的研究也被视为科学史的重要环节；被通史一笔带过的显微镜、标本等科学工具也摆脱了“客体”身份，成为一个独立的科学史主题。这种知识转向是人们对科学技术全方面入侵生活的积极适应，也是人们试图突破科技加强的文化控制所作的努力，更是科学史学家竭力更全面把握知识模式的成果。
　　笔者认为，历史研究不可以拘泥于宏大叙事，知识与实践密切相关，抽象理论背后的具体研究同样有意义，这种新的研究思路有助于我们把握知识机制是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运作的，从而切切实实地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贯通起来，也有助于调动大多数人去反思现实生活、独立思考。
　　这套书十分新颖地基于西方现代科学与社会的发展综述，并提出了诸多新的研究课题，但其启发并不会局限于西方科技史研究领域。在全球化愈发显著的今天，书中所提到的“知识转向”对中国科技史研究也将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书中未尽的问题无疑也将激发我们对科技与中国社会互动发展的进一步思考。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