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季风（阳光报《非常对话》栏目编辑）
对话嘉宾：贾平凹（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陕西文学院院长、《延河》杂志主编、《美文》杂志主编）
　　嘉宾简介
　　贾平凹，陕西省丹凤县人，当代著名作家，曾任第九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任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82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1986年出版长篇小说《浮躁》。1987年出版长篇小说《商州》。1988年凭借《浮躁》获得第八届美孚飞马文学奖铜奖。1992年创刊《美文》杂志。1993年出版长篇小说《废都》。1995年出版长篇小说《白夜》。1996年出版长篇小说《土门》。1997年，《废都》获得法国费米娜文学奖。1998年出版长篇小说《高老庄》。2000年出版长篇小说《怀念狼》。2002年出版长篇小说《病相报告》。2003年担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文学院院长。2005年出版长篇小说《秦腔》。2007年出版长篇小说《高兴》。2008年，长篇小说《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2011年出版长篇小说《古炉》。2014年出版长篇小说《老生》。2018年4月出版长篇小说《山本》。2019年9月23日，长篇小说《秦腔》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2020年9月出版长篇小说《暂坐》。

贾平凹在评论家李星先生的“当代文学磨刀石”策展会上讲话

贾平凹在“当代文学磨刀石”展厅参观
　　编者按
　　2023年春，对于作家贾平凹来说，也是他七十年人生中的重要一年，姑且把它叫贾平凹文学五十年专辑。从1972年他开始发表作品算起，到现在他的文学生涯已经五十年整。五十年是半个世纪，这个世界上很多人的人生还不抵五十年。当然人间五十年与天地相比，不过渺小得很；五十年的世事，也弹指一挥间。
　　贾平凹曾经在自己的五十岁生日时说过：“不知不觉中，到了人生中年，还没有来得及来一场高空遨游，毛羽就已经被风雨和荆棘打得七零八落。”中国传统人在五十岁，就开始被后辈称呼大人，平常过的生日为大寿。他五十岁生日之后，到现在的七十岁生日算起，也是新世纪重要的文学收获期。22年中，贾平凹又出版了《怀念狼》《病相报告》《秦腔》等十部重要作品。长篇小说《秦腔》在2008年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他59岁出版《古炉》，62岁出版《老生》，66岁出版《山本》，68岁出版《暂坐》，69岁出版《秦岭记》。他一直就像一棵文学常青树，职业枝叶始终不见枯萎，而生命之青翠依然。
　　纵观他文学职业的五十年，包括从陕南山区一个普通的乡村青年走进城市的开始，在西北大学接受了最普通的文学基础教育，并在各个重要社会时期映照的文学时代中独领风骚，淬炼成为一代人杰。这位文学大家的成就不敢说亘古未有，也是百年才难得一见的、最具有综合艺术素养及文人风骨的传奇人物。

贾平凹在西岳华山山顶一览众山小

陕西文学两棵大树（贾平凹、陈忠实），为陕西文学接力棒交接而特别握手。

《秦腔》获得第七届中国文学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贾平凹载誉归来，在机场被群众迎接及接受媒体采访。
　　季风：平凹老师好！当下现代阅读形式的改变，让很多人在担忧文学由此消亡，传统作家需要另求职业，意味着传统“文以载道”及“为天下患而忧”的儒家精神，也由此变得没落不再？再者，作家的写作，是否也需要取决于很多的社会条件？
　　贾平凹：其实文学在当下被边缘化很正常，但并不是像有些人担心的就要消亡了，实际上爱好文学的人越来越多，各地都有不同层次的文学活动和不同规模的文学讲堂。文学是人与生俱来的，也是人的一种本能。就和人有各种欲望一样，比如吃饭，你吃了上顿还想吃下顿，昨天吃了今天还想吃，从来没有厌烦过。至于写作的人，他能不能写出作品，能不能写出好的作品，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每个人都有潜质和本能，区别只在于这种潜质和本能的大小以及后天的环境和他本身修养的优劣。
　　我曾经到一个乡下朋友家里去，发现院子里有一堆土，是翻修房子的时候拆旧墙堆起来的，下了一场雨之后，土堆上长出了很多嫩芽，长出来的时候几乎是一样的颜色，都是两个小叶瓣，但当长到四指高的时候，就能分辨出哪些是菜芽子、草芽子以及树苗子了。在两个叶瓣才刚出土的时候，我估计每一个嫩芽都是雄心勃勃地要往上长，实际上只有树苗才能长高。当时看到土堆上的嫩芽子，我心里感到很悲哀，因为即便你是树的嫩苗，可这堆土就要被主人搬走了。一棵树要长起来，要长高长大，一方面取决于它的品种，另外还要取决于生长的环境，文学也是这样的。
　　季风：每个人在年轻时都有激情、理想，您茏葱的青年岁月一定也很精彩吧？您现在如何对学生们讲述文学写作？
　　贾平凹：记得大概在40多年前，在西安有一帮人都是业余作者，都非常狂热，我们组成了一个文学社，我给这个文学社取名为“群木文学社”。现在陕西很多知名作家都是群木社的。当时条件特别差，但是热情特别高，也不梦想在各单位当什么科长、处长。年轻的不急着谈恋爱，一心只是想着搞文学，一见面就是谈文学。那时写东西就像小母鸡下蛋一样，焦躁不安、叫声连天，生下来还是一个小蛋，而且蛋皮上还带着血。一路走过来，回想起来有喜悦也有悲苦。每写出来的作品就像莲开放一样喜悦，遇到挫败就特别悲苦，这种悲苦也是说不出来的。人的一生确实太短了，根本做不了多少事情。即便是像我这样大学毕业就从事文学工作的，也是一路摸着石头过河，才稍稍懂得了一点小说怎么写、散文怎么写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老了，没有了以往的精力和激情。
　　讲文学如同讲禅宗，有些东西可以说出来，有些东西说不出来，一说出来就错了，不是那个意思。就像人走路一样，生下来慢慢就自己会走路了，但是如果你给他讲怎么走路，要先迈出左腿的时候伸出来右胳膊，然后把左腿收回，又收回右胳膊，再迈出右腿把左胳膊再伸出去，这个人就不知道怎么走路了。很多东西是不能讲的。严格来讲，文学写作是最没有辅导性的。我一直认为，文学其实就是一个作家给一部分人写的，一个人的写作不可能让大家都来认可，就像有人爱吃川菜，有人爱吃粤菜，但在陕西吃的是面。我平常是吃素的，我承认肉是好东西，但是我不吃它。因为我吃了后会不舒服。
　　季风：您最初的写作启发是什么，阅读的哪本书对您影响最大？还有您对故乡的理解是什么？您平时很少作报告，是否作家大多性格木讷，都不擅长在公共场合讲演？
　　贾平凹：我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学生跑了，学校空了。我们学校有一间平房，开了个小窗口，这是图书馆的借书口，那个窗口能钻进去一个人。我和另外两个同学钻进去偷书，房子很黑，堆了一地的书，一人摸了一本出来，一本是《鲁迅杂文》，一本是《红楼梦》上册，另一本是《矿山风雷》。我就把这几本书拿回来读。那个时候年龄也不大，我觉得读《红楼梦》就有感觉，能想象那些人的事情，说的那些话多多少少我都能理解。但是读《矿山风雷》就读不进去。你说可能是我没有矿山方面的生活经历，但是我也没有像大观园那样的生活经历呀。作家是各人的路数不一样，或者说品种不一样，就像萝卜是萝卜、白菜是白菜。狗，你给它吃肉，它只给你看门。鸡，你给它吃菜叶子，它还给你下蛋，你不让它下，它还憋得慌。这就是品种不一样。
　　在我的理解里，故乡就是以父母的存在而存在的，父母在哪儿，哪儿就是故乡，父母不在了，就很少或永远不到那个地方去了。作家是靠作品而活着，如果你太能活动、太能讲话，古语中说“目妄者叶障之，口锐者天钝之”，意思是你如果目空一切，什么都看不惯，老天就会用一片树叶子将你的眼睛挡住，让你变成一个盲人；如果你伶牙俐齿、尖酸刻薄，上帝就会让你变成一个哑巴。
　　季风：作家必须要有天赋，是否也有“方法论”，有培养一个作家成功的便捷通道？还有，为什么我们要读中外名著并学习那些大作家的写作方法？
　　贾平凹：开始搞写作，也完全是爱好和兴趣，只是说写作时间长了，写到一定程度以后，你才会产生责任感、使命感。你才明白它并不容易。就像男女谈恋爱、结婚、过日子，开头完全是一种爱好，完全是喜欢和爱，后面就要承担很多责任。
　　文学是起起伏伏的历史，一种观念和一种写法兴起，再从那种兴起走向没落，这时候必然就有人站出来，有了新的观念、新的写法，这些人就是大师，就是大作家，也是开宗立派的。那些大作家你可以具体研读作品、评论、专著，你总能摸清很多作家的路数和写作规律，可以借鉴和学习很多东西，当然也有很多作家你是没有办法学习的，不说外国的，不说现在的，就说古人，有的你就没有办法掌握他的写作规律。或许这就是一种天意，上天在每个时期都会派一些人下来指导人类。如同盖房子一样，必须要有几个柱子、几个梁。我们不可能是柱子是梁，但要思索柱和梁的事，起码要有这种想法。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作家写作要扩展思维，因为我们的思维以前受到的教育和环境限制得太多，所以一定要扩展思维，要明白文学是什么，作为你个人来讲，你要的是什么。阅读经典名著是学习的好方法，包括学习大作家，我的体会是主要研究人家的思维、人家的观念，思考你对这个世界是什么看法，对这个社会是什么看法，对生命是怎么体会的，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建立起自己的文学观。没有自己的文学观，你的写作必然没有灵魂，没有自己的色彩，也没有自己的声音。有自己的文学观，其实也是一种个人能量的表现，文学最后比的就是人的能量。
　　季风：您年轻时就成名了，而且是作家中的佼佼者，是否一定自信过很有写作天赋，天生干这件事最能成功？写作时需要灵感，是否也需要应时而作和得其时而作？
　　贾平凹：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常常很疑惑，一方面特别狂热，什么也不管，一天坐在那里看书或者写东西，另一方面总怀疑害怕最后不成功，如果写到最后没有成功，早知道我还不如去炸油条，去街道上摆一个地摊。那个时候成功的标准，就是发表作品，或者是写出好作品让别人能认可，能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如果最后写了十几年、二十多年，还是一事无成的时候，当时很矛盾，请教过很多专家，也请教过很多编辑，但没有一个人能知道你能写下去或者是写不下去，也没有人敢说你能不能成功。后来写的时间长了，别的功能消退了，也干不成别的事了，只能一条路这么走了。
　　灵感确实是一种很神秘的东西，它不来就不来，它要来的话，你坐在那等着它就来了。我经常有这种体会，就像收藏一样。我爱好收藏，我家里摆满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常常是今天我收藏了一个图形的罐子，过上三五个月，另一个类似图案的罐子自然就来了。
　　应时而作和得其时而作可以这样解释，比如一车人去旅游，司机在前面开，到了九、十点，你说司机把车停一下，我们去吃饭吧，满车人肯定都不同意停车吃饭，因为大家那个时候肚子都不饿，等到12点的时候，你再说师傅把车停下来去吃饭吧，全车人都会响应和支持你，你表达的虽然是个人的东西，但是你这次表达的是集体意识，一个作家你能在表达这种集体意识的时候，你就要把个人的意识写得越独特越精彩越好。你写一个人故事的时候，这个人的命运发展与社会发展在某一点交叉，个人的命运和社会的时代命运在某一点契合交集，你把这一点写出来，也就写出了那个社会时代的故事。
　　这就像一朵花，种在你家门口或者是你家外面的路口，可以说这朵花是属于你个人的，是你家的，但是它超乎了你个人，你闻到这朵花芳香的时候，每一个路过的人也都闻到了。
　　季风：作家大多习惯写自己记忆中的生活，所谓的下笔有神，也与阅读、平时积累，包括某个作家纵横的才气有关。您现在公开写作“秘籍”，提示说很重要的技术是语言，是真的么？
　　贾平凹：社会特别复杂，很多问题不一定能看得清楚，所以你要往大里看，好多事情又要往小里看，把国际上的事情当成你们村的事情来看，把国家的事情当成你家的事情来看，要始终建立你和这个社会的新鲜感以及你对这个社会的敏感度，你对社会一直特别关注，有一种新鲜感和一种敏感度的时候，你对整个社会发展的趋势就拥有一定的把握，能把握住这个社会发展的趋势，你的作品就有了一定的前瞻性，也就有了张力，让作品与现实社会有一种紧张感，这样作品不会差到哪里去。其实干任何事情干久了，神就上了身。拿我老家的一个同学来讲，他是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后来成了我们村的阴阳先生，大家都说这个人是一个神人，但是我了解他，他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对易经也不是很精通，为什么他那么内行，就是这项工作干久了。
　　在我的理解中，你给读者说一件事情，首先要把事情说清楚、说准确，然后要想办法说得有趣，表达出特定时空里的那个人、那件事、那个物的情绪。这种情绪要表达出来，就要掌握抑扬顿挫，虽然你讲的事情不一定准确，有时甚至是模糊的，但必须在对方明白你意思的前提下进行，就像敲钟，发出的是“咣”的声音，接着又发出“嗡”的声音。文学感越强的人，越会说闲话。包括生活上，以前有一个女孩子跟我讲过，原来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个男的，各方面的条件特别好，学历也好，但就是生活没有趣味，最后她宁愿找一个穷光蛋，有趣味的。

陈忠实、路遥、贾平凹、白描等人在榆林毛乌素沙漠

贾平凹在僻静的地方专注看稿

贾平凹坐在老家的门槛上歇息

贾平凹在老家和乡亲们亲热地交流
　　季风：您除过认真写作外，还有另一种才能是作书画，是否正是古人说的君子不器，一个人不能拘泥于一才一艺，而要通于艺，游于艺。您曾经在青年时期不幸患上乙肝，严重到有腹水，大家都以为得那种病治疗不好，但您后来真正康复了。有人问您这个问题，您都说是自己治好的，这种玩笑式的调侃是真是假？
　　贾平凹：我的书法、绘画和写作，对我来说是互补的。这种互补我知道它的好处。但文学对于我来说是第一的，为了保证这个第一，别的我都可以舍弃。从这点讲，书画算是余事。对待余事，我多少有些玩票的意思。虽然我的书画经常有人买，卖出几张得到的钱会比我写一部长篇的稿费还多，但若我正在写一部长篇，写到要紧处，谁来买书画我都会拒绝的。我甚至想搞书画能卖钱，是不是上天给我的一种补偿，因为写书是很难养家糊口的。也是我这种补偿的想法，使我虽然把搞书画当成余事，却不敢轻佻随意，越发要认真对待。
　　我们对待任何东西，都要有感恩的心。包括要善待自己身体的各个器官。我在晚上睡觉时，会感谢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在肝难受的时候，我会对肝说：你病了，却还要为我工作，你要忍着点啊；肝好点的时候，我会说谢谢你啊，你这么听话，我今天舒服多了。我每天和自己的肝说这说那，就像安慰另一个自己。当我关怀肝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关怀自己。就这样，我的肝病奇迹般地好转了。而我的那些病友，几乎都去世了。我现在基本上全好了。
　　季风：肝病确实是一种很厉害的传染病，以前陕西作家路遥也正是传染此病英年早逝的，您当时是什么样的经历，也很担心过自己的生命么？
　　贾平凹：我是突然患了肝病，像当年的“四类分子”一样遭到歧视。不过我当时倒觉得活得极为清静，左邻右舍不因频繁来人敲我家的门声而难以午休，遇着可见可不见的人，很远抱拳招呼一下就敷衍了，领导再不让我为未请假一次又一次写检讨，长舌妇和长舌男也不用嘴凑在耳朵上说是非。遇到任何难缠的人和难缠的事，一句“我患了肝炎”，便是最好的遁词。但是，人毕竟是群居动物，当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不禁无限的孤独和寂寞。唯有妻子和女儿主动亲近，家庭没有开除我的家籍。家人越是待我亲近，我越是害怕传染给她们，我与她们分餐，有自己的脸盆、毛巾、碗筷、茶几，且各有固定的存放处。我只坐我的座椅，用脚开门关门，瞄准着马桶的下泄口小便。她们不忍心我这样，我说：这不是个感情问题。我每夜烧两盘蚊香，使叮我血的蚊子不再去叮我的家人，我却被熏得头疼。我这样做的时候，心在悄悄滴泪，当她们用滚开的热水烫我的衣物，用高压锅蒸或熏我的餐具，我觉得那烫的、蒸熏的是我的一颗灵魂。我盼望病能很快好起来，可惜当时吃过几篓中药、西药，全然无济于事。我平日是不吃荤的，喜食素菜，那些年里吃的草药，曾让我怀疑要变成牛和羊。说不定我前世就是牛羊所变的。
　　后来我住进了传染病院，像囚犯一样要穿病号服，并被限制行动在一个小院子里，院墙是铁制的栅栏。但我内心渴望自由，每天打过吊针后，就在院子里看红红的太阳，看涌动的云，努着嘴唇逗引栅栏外树上的小鸟。住院的人都是面色青黄，目光空洞，步履虚弱。看着他们的形象我也知道自己的模样。我那时是忌讳用镜子的。病人是互不歧视的，同监狱的区别正在这里，犯人是要互相监督互相打小报告而争取减刑，因为他曾经“犯”过人，以犯人入狱，又以犯人减刑出狱。我们入院的一半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不犯别人，所以互相关心、体贴。每有一个病友出院，我们都欢欣庆贺他康复，也为了自己将来能治好而高兴。每有新病友入院，我们多半却为他被传染而悲伤。欢迎仪式虽不是握手、拥抱，却提醒他怎样买饭票，怎样服药，怎样不必悲观。病友和上学的校友感情一样，都很珍贵，我们在出院后，依然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关系网。
　　季风：您怎么看待成功？您很早是闻名遐迩的大作家，很多人却喜欢您年轻时的作品，是否那时的作品质量高于现在？都觉得您在年轻的时期是最有激情、热情的，并有源源不绝的创造力。
　　贾平凹：我年轻时候的写作，是因为里面用一些平时摘录的幽默句子，到老了之后，不讲究这些东西，完全变成一种说话的东西，自己体会的东西更多了。年轻时生命体会的内容少，都是受别人的启发，受什么触动发一些感慨，也有无病呻吟的，强说忧愁的东西。但老了之后说愁说苦，是用另一种形式、另一种语调把它写出来。
　　在别人眼里，我可能是成功了。其实在我自己的感觉里，或许只是成名了。别人知道你了，这可能就叫成名吧，但成名绝不等于成功。什么事情，你越钻进去，你越觉得自己确实微不足道。文学创作的突破比较难，像跳高一样，要突破，就像运动员极力提高纪录的那么一厘米、几厘米，太难了。所以一定要有创新，一定要往上突破，要么自己的读者也会抛弃自己的。
　　季风：您年轻时写过一篇类似誓言的文字，让自己发奋，并记录首次发表的处女作品及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的经历，也讲述自己由山区到城市靠写作收获人生的艰难攀登。那时您就树立了当伟大作家的高远目标，并有不破楼兰不回头的劲头？
　　贾平凹：是的！上大学前，我还是个农民身份，平时穿一件父亲穿旧了的中山装。因为口笨，说不了机巧话，体力又小，在农业社挣工分时也没有村人喜欢与我一块干活。我被分派在妇女窝里劳动。妇女们的一天工值是八分，而我只有三分。在1972年5月份，我竟到西北大学读书了。第一次看见高大的金碧辉煌的钟楼时我几乎要吓昏了，背上的父母给用草绳捆的那床印花被褥老往下坠。我沿着墙根走，心里又激动又恐慌。去商店看见了香肠，不知道是什么，问服务员，遭到哄堂大笑。我尿急找不着厕所，走进一个单位办公楼上，看见有男厕所字样赶紧进去，却瞅见一排如立柜样摆设，吓得慌忙又退出来。这时有人进去了，一会儿那人系着裤带走出来，我疑惑地再进去。也是水火无情，逼得我一下拉开立柜的门，才发现正是大便池子。入学不久，老师要求新生写一篇入校感想，我作了一首诗，三天后那期校刊出版，上边净是教师们的诗文，作为学生写的，只有我的那首诗。我一下子后腰骨硬硬的，心里豪情地说：诗这玩意儿，挺好弄。
　　那时但凡对我有一字指点，我便甘心要三生报恩不忘记。有次与同学骑自行车找一个诗人指导，俩人边骑边讨论，过十字路口竟忘了躲避，结果连人带车被交警扣住，交警处理要么罚款十五元，要么没收自行车。我俩眼泪汪汪。对一个穷学生来说，罚款十五元谈何容易，自行车也还是借来的，在大雪地里，我无奈去附近商店讨了一张包装纸，买了支铅笔，趴在马路上写检讨，把罪恶全给自己戴上，也把世界上最求饶的语言连接上。五个小时后，交警终于感动了，自行车也被要回来了。那次没有得到指点，却由此怕交警，上班骑车骑到十字路口，总先老远就下来推着车走。

贾平凹在《秦腔》荣获首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红楼梦奖的颁奖现场

贾平凹在田间守望青苗

贾平凹在山野走累了，寻找一汪清亮山泉饮用

贾平凹与挚友木南先生
　　我发表正式作品是在1974年，那天是星期天，我还抱着几件旧衣服在一家小店里缝补，因为缝补要价很高，红鼻子老板惹我生了一肚子气。路过市邮政大楼前，无意中朝报摊上瞥了一眼，《西安日报》上显赫地有我的那篇文章的标题——《深深的脚印》。我顿时眼睛直了，跳着过去看，果然有铅字打出我的名字。我失控地叫了一下，四周人都看我，我自知失态，等四周人散去，我捏了下口袋，里面只有两毛钱，故意慢腾腾地装作满不在乎地走近报摊，说：我买十张。卖报人只卖给我一张，声称不要糟蹋了新报纸。
　　我幸运的是，在大学毕业后，按政策条件我该回山区去教学，但省出版社却硬要了我去，让我成了一位文学编辑，并分住在五楼六平方米的一间斗室里。编稿之余，我写了散文、小说向四面八方投寄，后又四面八方收到退稿，我有些心冷，恨过自己命运，也恨过编辑，常常深夜一人伴着孤灯呆坐。短篇小说《满月儿》在京获奖后，赴京路上我激动得睡不着、吃不下。临走时还写了七八封信，准备领奖的那天从北京给朋友发出报捷。北京座谈会上坐满了白发苍苍的老作家，听他们谈谈作品，再看看他们平和的态度，我的嚣张之气顿然消失。想我有什么自傲的呢？不到西安，还不知道山外世界大小，那七八封信被我一把火烧了。颁奖的七天里，我一语不发。回家把获奖证书扔给妻子，说：“把它压在箱子底，永远不要让人看见。”
　　季风：您一直有很多要紧的社会职务，也参政议政，数次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也是上届的全国人大代表，一切的时间都很紧张，所以您平时是怎么分配写作和读书的时间的？
　　贾平凹：我确实事情特别多，是上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还担任陕西省作协主席的职务，在那些位置上就要有责任、有担当，参加的会议就特别多。再一个活动也多，陕西任何的文学活动我都要参与，并不是说你想参加，而是必须参与。还有西安是个文化古城，来旅游的朋友特别多，谁来都跟我打个电话要招待，接来送往的，基本上占据了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剩下的才是读书、写书的时间。没有一个整段时间。所以我说自己都是在业余时间写作。我从大学毕业到出版社当编辑，现在我还管着两个刊物，所以写作的时间都是业余的。每次来人我就得接待，和对方聊，对方刚走我就开始写作，长期在这种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好处，就是我只要有空闲，马上能进入自己写作的境界。再一个我现在睡眠好，多早多晚我瞌睡来了就能睡，体力能恢复，这样就保证了创作量。
　　在写作和读书中，就无意牺牲了很多的家庭生活时间，很多时候顾不上家。我跟家里人讲，你不要指望我在家里干这干那。我过去没给女儿开过一次家长会，也没有送女儿到医院去过，那些都是老婆干的活。正常情况下，我每天早上8点从住处到工作室，到了就开始工作。中午随便在工作室吃些。陕西人吃饭也不讲究，自己下一碗面或者煮一碗素饺子就可以了。从8点半写到中午11点结束，吃完饭睡上一觉，到下午2点半或3点，再开始写两小时，5点以后就不安宁了，有来签书的，也有来讨论事情的。晚饭后基本不再写，现在晚上也从来没写过，都是走走路、聊聊天、打打牌、吹吹牛等，别人干啥我也干啥。一年四季都是这样，包括大年初一也这样。长时间写作让我不喜欢人多，见不得谁总来，孩子来的时间长了也烦。所以在大年初一清早我把饺子吃完，就到工作室去，中午回去吃个饭，下午又来，年年都是这样的。
　　季风：您是擅长语言的小说家大师，也极懂语言的妙趣及写作方式。为什么您说文学评论家不能搞创作，却像音乐厅上的指挥者要站在重要位置上？为何您在指导年轻一代作家写作时，非要强调说当下作家要有现代性，要有传统性，更要有民间性？
　　贾平凹：世上有很多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为什么理论家不能搞创作，因为他们知道得太多，道理都明白了，就写不成了。如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认识时间太长就不想结婚的道理一样。结婚的男女，都是糊里糊涂的。
　　我提醒我们陕西作家要有现代意识，如果你的意识太落后，文学观念落后，写出来的作品肯定不行。传统中的东西你要熟悉，你即便是很欣赏西方的认识论，但也得更了解中国式的审美方式，因为你是东方人，是中国人，你写的是东方的故事，也是中国的作品。包括作家更要从民间学习，这是进一步丰富传统，也是为现代意识做基础，并做推动的。这也是我对我们陕西年轻一代作家的认真期待！
（文字整理及图片资料的贡献，要在此特别感谢贾平凹先生及他的挚友木南先生帮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