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鱼鱼的老大娘说，今儿晌午卖了四盆子了。这苞谷鱼鱼一碗6元钱，酸爽香滑，如小鱼溜进喉咙，落进撑船的肚里，是不是宰相，都舒坦了。
　　我自小是最不爱吃这苞谷面的吃食的。在那些粮食不够吃的岁月里，麦米少，就用苞谷等粗粮填补。几乎天天都把苞谷面变着花样地当主食吃，每家都如此，以便能凑合着让一家大小吃饱。那时候，搅团、鱼鱼和玉米面硬馒头倒腾着吃，七八岁的我一见吃苞谷饭，就跺脚恼得不吃，而妈妈会给我和爷爷开小灶，单独做些面条之类的吃食。借着爷爷的光，我当年少吃了很多苞谷饭，包括苞谷鱼鱼。
　　听爷爷讲，他们那一辈人是没吃饱就知道饿死人的事了。民国十八年年馑，有人饿得把给头牯（牛）吃的糙黑豆都吃了，结果有人吃太多撑死了，因为豆子吃进肚子再喝水导致豆子泡涨了，就把人撑死了。庄户人最看重头牯，饿死了头牯等于断了种地的活路。那年头，吃榆树叶和树皮的都有，吃头牯饲料被撑死，也算是个幸福的饱死鬼了。
　　外公说，还有吃土撑死的，当然，跟吃观音土的情况不一样。外公是移民来陕西的山东汉子，总说自家是曹州府郓城人，与梁山好汉的及时雨宋江是老乡。外公年轻时是个牲口贩子，说起从平凉贩骡马的惊险事，当年遇过黑店，坐渡船过渭河时曾把一两枚银元掉落河底，他就一个劲地从喉咙发出嘘唏声，用手抓住水烟锅袋，仿佛是抓住了那几枚银元！爸爸曾说过，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各种饥饿情形，人人都吃不饱，最严重的时候，大家都饿得虚脱浮肿。单位给每人发了一把黄豆，说是一把，实际按人头算也就十几二十粒而已。副食缺得慌，爸爸说，有一阵儿却忽然发了几张香烟票，他舍不得送人，又没门路淘换粮食，就开始自己学抽烟，这一抽上了瘾，就抽了一辈子。妈妈说，她在大荔的农村老家情况要好些，粗粮和菜豆搭配，多数能混饱肚子。到了八几年，准许养猪了，端午节村上还能给每家分些猪肉呢。我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出生的，在农村稍微长大些就进了城读书。我们这群70后，大部分的人没有过挨饿的经历，但多数人也经历过吃粗粮、没有肉和油水的日子，但饥饿的记忆恐怕不多。在我的记忆里仅仅有那么一次，用爷爷的话说，那回把娃饿咋咧！大概是在我六七岁时，天下着霖雨，持续下了一个多月。妈妈去了西安看爸爸，说她得半个月才能回来。当时几个姐姐都在外头上学，就剩我和爷爷俩人在家。开头那几天，爷爷会弄点辣子、粥和馍简单应付着，我不挑口，天天吃着，倒也没饿着。
　　某一天，爷爷给人帮忙出了门，说是两天就回来。可是到了第三、第四天，他还没回来。头一天有留好的菜、馍，第二天还有辣子就馍吃，第三天我在雨地里玩发烧了，一天没吃饭，迷迷糊糊在炕上睡了一晚。第四天早上起来，那个饿的感觉呀，我的肚子一直倒腾着，手指发紧，有点挪不动身子，我饿得快要摔倒了。晌午时，我挣扎着把剩着的半块馍用开水泡了，也没啥菜，就放些油泼辣子和盐。那个香啊！一碗开水泡馍下去，我浑身大汗、手脚舒展，感冒也立即好了。辣子拌泡馍仿佛是我的救命药！这也是我记忆深刻的唯一一次挨饿的记忆。
　　晌午后，爷爷匆匆走过泥泞的巷道回来了，听我说了“饿日塌”的事，手忙脚乱地给我擀了面，炒了葱花，还用油泼辣子调了，那个香啊，我们爷俩一人一老碗吃到饱。现在想来，那是我人生中最香的一碗面。面条又厚又宽，也硬，但在雨后清新的秋寒里，在我当时孩童心里的那种温香，是独一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