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著名作家、编剧杨争光闲聊流行于中国的侠义和勇者文化

季风/文字整理 杨争光/供图

2023年02月09日 字数:6340 浏览量:

主持编辑:季风(阳光报《非常对话》编辑)对话嘉宾:杨争光(著名编剧、作家)


  嘉宾简介
  杨争光,诗人、作家、国家一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深圳市政协第四届委员、第五届常委。
  杨争光1957年生于陕西乾县,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长期从事诗歌、小说、影视剧等写作。著有《蓝鱼儿》《公羊串门》《老旦是一棵树》《黑风景》《棺材铺》《驴队来到奉先畤》《越活越明白》《从两个蛋开始》《少年张冲六章》等小说;电影《双旗镇刀客》编剧,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编剧(与冉平合作),《激情燃烧的岁月》总策划。出版有十卷本《杨争光文集》及多部小说集、散文集、诗集。
  其作品曾获夏衍电影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人民文学》小说奖、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等。“2015深圳读书月”首届年度作家,2015《时代人物》“中国绅士”。2016年开通个人微信公众号“杨争光说”,2022年出版最新小说《我的岁月静好》。    

  编者按
  21岁考入山东大学前,杨争光生活在陕西乾县农村老家,高中毕业后,他在村上当社员,因为不会做农活,被村人嘲弄得很自卑,母亲也常常哀子不幸、惜子不争,才有了争光的名字。书成了他逃避现实的精神朋友。看多了,有了自觉的写作训练,在本子上“胡写乱画”。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也是他在那个时候看到的,《创业史》是对陕西作家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而杨争光后来也成了真正的作家。
  他说:母亲在,他就不会长大。母亲的离世,让他一夜之间成了年过花甲的老人。五年前他患严重忧郁症,是老母亲陪伴他。母亲离世后,他也坚强地走了出来,当时正是传统阅读与传播受到历史性冲击的时候。为了改变以前懒散任性贪玩的毛病,他开始在公众号连续写短文,就像对人生进行梳理。他又是一个有很多愿望的人,在写作中把很多生活片段、艺术见解都拉扯在一起了,让人们更多地见到他精神生活的另一面。

  季风:您年前推出的新作和以前的作品风格大相径庭,为什么要写一部让人阅读起来感到沉闷的小说?说真话,我也没有像读您以前的作品那样带着激赏的态度快速读进去,感觉似乎退步了。也可能是疫情中,我体力虚弱,经常脑雾,才没有看透内涵和叙述的高妙。请原谅,我习惯在明白人面前说真话。
  杨争光:多年不写长篇小说,重新写,我想让我的写作再次面对现实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人和事,使小说家的想象和笔力寡淡。这不是大部头,却并不比大部头的准备轻松多少,平时积攒的所思所想,写满了一个笔记本,这是我的习惯。写作前的准备是有效的,这些都在写作过程中发挥作用。没有这样的准备,即使完成一个不大的创作,对我来说也是不可想象的。
  《我的岁月静好》是我认为最符合我创作意图的一部作品。主人公德林在遭遇妻子马莉提出离婚之后,开始了小说的自述和叙述。他不认为现实很坚硬,即使现实是坚硬的,他也能把坚硬转化为柔软,让不适变得舒适,或者说他在任何时候都有能耐让自己拥有舒适:他在“泥沼”里,也能找到趣味,并享受趣味;他在黑暗里,也能以黑暗为光。这些也是他主动说清楚杀人动机的理由。思辨是最可靠的辨识度,阅读需要解码,否则就会陷入话语的“泥沼”。我所注意的是:自己写作不能陷入晦涩,也不能失去质感,哪怕是人物的自白。
  季风:您在写作之前,有没有参照别的内容?您喜欢什么样的作品?
  杨争光:其实阅读对写作的影响并不直接,但好的作品都有持久的魅力,让人常读常新。我喜欢《史记》《红楼梦》。中国的现代作家里我最喜欢鲁迅。外国作家,我最喜欢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契诃夫、雨果等,还有写《包法利夫人》的福楼拜。我还喜欢惠特曼的诗,迪伦·马特、尤金·奥尼尔、阿瑟·米勒的戏剧,梅里美、海明威的中篇小说,加缪的《局外人》、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还可以列举很多。
  季风:确实,好作品有耐久阅读的魅力,大凡经典人物都在不断地引申,还可以挖掘出新的意义,并投射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譬如说《西游记》,就是很好的例子。
  杨争光: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段子”,大概是说在上世纪80年代,一个骗子说自己是唐三藏转世的活佛,专门为人消灾去难。当地人竟然信了,婚丧嫁娶、逢灾遇难、大事小事都找活佛。几年工夫,他成了有钱的转世活佛,天天都是神仙般的好日子。直到电视剧《西游记》播放,触动了一个傻子在月黑杀人夜用宰牛刀宰了这位活佛。无论活佛怎么苦口婆心地说自己是骗取钱财的骗子,傻子只认准他是转世的唐三藏,吃肉可以长生不老。傻子梗着脖子说“:难道电视会骗我?全村人会骗我?”
  我宁愿相信那是一个创作,我想说的是,骗子错选了转世的原型。唐三藏也不是无所不能的神仙,即使成了神仙,也是风险系数最高的那位,总有妖怪想以长生不老的理由吃到他。妖魔鬼怪都想而不得的东西,对傻子来说,身边这唾手可得的“唐三藏”该有多大的吸引力。如果他说自己是玉皇大帝下凡,风险就会降低很多,选择关公转世,也没有风险。
  季风:杨老师讲述得有趣,我们在认真听,但并不理解“段子”里的真正内涵。骗术似乎是一门真正的学问,不知道世间是否有叫《骗经》的专业读本,或者有让骗子学习的高等学府?历史中的弥天大谎总是相同的,包括各式骗人的手法,都无时无刻不发生在我们熙攘的社会里。
  杨争光:我想说的是,“段子”里的傻子是半傻,对苦难没有痛感,他是满足于生活的。这样的人想长生不老,永远享受满足的生活,也在其情理之中。傻子是知道人性的,不愿意与邻里分享,他要独享,这也能证明傻子是半傻而不是全傻,而且他敢想也敢做。
  人类的历史有多长骗子的历史也就有多长。人人痛恨骗子,但又相信骗子,而相信骗子最坚定的理由,就是能占便宜得实惠,这也是骗子屡屡得手的原因。我们总相信骗子有露馅的时候,骗局也有被揭穿的时候。试想一下,当人们知道了坚信不疑的转世唐三藏,被傻子呜呼哀哉以后,会怎么对待这一个傻子呢?我想大概又会生出一个很特别的故事来。
  季风:您的见解总比别人的深刻,想象力也不同凡响!
  杨争光:一位哲学家说:“这个世界上的问题不在于聪明人充满疑惑,而是傻子们总是坚信不疑。”我们有好多耳熟能详的好词都适合那种聪明人,比如难得糊涂、将心比心、吃亏是福、知足常乐,还有沉默是金、理解万岁等,都是坚信不疑的傻子变成洞明世事、人情练达的聪明人。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对号入座。
  季风:过去您经常参加一些电视台的文化活动,曾在华山和金庸先生把酒论剑,您还记得过去的旧事么?能否说说中、外对“侠”的认知的区别?
  杨争光:那是2003年,承蒙金庸先生主动“点名”,让我们在“华山论剑”,华山以险峻奇崛著称,论剑之地的北峰容不下很多人在现场听,北峰上面的观众只有几十人,地狭人少,时间也是掐尺等寸,但却不妨碍“论剑”的精彩,至少在交流时,我的印象如此。
  何况,有几台摄像机现场直播,两亿多的金庸迷都在注意这件事。主持人给的论题是“中外的侠有什么区别”,为了有现场即兴的感觉,论题事先并未通气。近二十年过去,很多人不在了,包括金庸先生也已作古,但我仍能记得大概说过的意思。
  季风:您是怎么和武侠泰斗做“论剑”之辩的?“侠”在当下,是否依然是现实的需要?
  杨争光:中国的“侠”与忠义很亲密,而外国的“侠”才更接近正义。这也是我一贯的观点。忠义,说到最小是一个词;大一点说是我们的传统,不仅是文化传统,更是道德教化,至今依然可以这样理解,最有力、有效的教化不是说教,而是形象与故事。我们的历史传奇、演义、话本、戏曲,如果有“侠”,多以“义”令人动心动情,最后以“忠”合“义”,归于一种精神,忠君与爱国也在此一脉,少有质的变异。
  社会上总有些不公、不正、不义的势力在残害良善、压迫弱小、践踏底线。制度与管理无力或不济,便寄望于“侠”,然而将铲除不公、不正、不义的恶势力寄望于“侠”,只能痛快于一时,这并不利于社会的健康,也许还会损害人性。说到底“,侠”不过是制度与管理漏洞的“补丁”,是一种被迫无奈,甚或出离愤怒的抗击,这虽然有效果,但也有很大的危害。有效在一时一事,伤害却是长远的,我们几千年呼唤侠义,寄望于包青天,就是一个证据。整个社会的行侠仗义、实现公平与正义,一定是在制度和管理上,而不是只靠侠客去处理。
  季风:杨老师的见解很精深,也让我迅速提升了认知。或许正是因为是在现场的即兴回答,您才能说出那么多铿锵的语言。
  杨争光:我理解的“侠”,也是以前社会畸形的一个怪胎,他很容易成为暗处的动物,或成为明处的流寇,也容易上升或者沦为官宦家的保镖。在许多情形下“,侠”的流氓气正是因此而来。金庸先生是中国武侠小说的泰斗级人物,他作品中的武林与江湖有多少是与“侠”和正义有关的?我得老实承认我的阅读有限,无力论说。
  季风:每到大年三十的前一天,或者在清明、寒衣节等,村庄附近的新老坟茔上,人们压纸、燃烟祭拜。城市墓地迁徙太远,甚至年代久远的老坟湮没在生活的小区、街道下。人们在小摊买香烛纸钱,在十字街口用白粉笔画一个大圈,留着奇怪的出口,说是通往老家的地方,念念有词让遥远的鬼魂来取。祭拜和悼念是人类社会文明进化的仪式,也是活人对前者的尊重。有句老话叫“死者为大”,这也成了一种逻辑。您是怎么看待这种习俗文化的?
  杨争光:中国确实有句古话叫“死者为大”,但我至今不理解这句话的内在逻辑。是将死人和活人相比吗?死人来自活人,人死为什么就会变“大”?当一个人从生命结束的那刻起,是比活着的他“大”呢?还是比没有死去的人“大”呢?或者说死者为大的逻辑是道德与情感逻辑,有活人应有的谦恭和对死者的尊敬?听上去很有情感,很有道德,但是以这样的逻辑在生的时候给以尊敬,死后也给予尊敬,是否更显情感,也更显道德呢?
  我总怀疑“死者为大”的训诫里,暗含着一种强权和霸权。对死去的人,至少不应该说三道四,尤其是负面的话。把负面和死者一起掩埋掉,留给活人的只是“大”了,“为死者讳”“为尊者讳”和“死人为大”等,也使用同一个逻辑。
  季风:杨老师勇气可嘉,从来敢说出很多醒世的观点,并引发深思。
  杨争光:直白一点说,就是要封口,封活人的口,开口只能是颂歌。“为死者、尊者讳”一直是我们的道德训诫,至今有效。“温良恭俭让”里,埋藏的却是冰冷和坚硬。在你和它触碰的时候,已经让自己处于无德无品之地,就像躺在“大”和尊贵里,做一只德艺双馨的鹦鹉吧。
  季风:您如何看待传统的仁者和勇者?
  杨争光:圣人的语录有“: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在儒学文化系统里,我的印象是仁者应该有忧,知者也应该有惑的。范仲淹也是儒学弟子,其心志与才情中是仁、知兼有的。《岳阳楼记》写的不就是他的“忧乐观”么?其中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中小学生都可以背诵。“微斯人,吾谁与归?”可谓掷地有声,他是不屑于和那些不忧天下的人为伍的。因其忧而见其“仁”,因其文而见其“知”,应该是没错的,但他是不是“不惧”的勇者,可就难说了。
  儒学文化推崇的是无所畏惧的勇者。所谓大智大勇、智勇双全,都是给真勇者的美词,但我的看法却有些不同,甚至相反,我以为仁者有忧,智者也应该有惑,真正的勇者应该有所惧。说得圆满一些,就是要怀仁人之心,有智慧、明事理,才会有所惧。
  季风:您以前是央视电视剧《水浒传》的重要编剧,您如何看待那位外表凶煞却很憨直的梁山好汉李逵的形象?
  杨争光:在《水浒传》小说里,李逵应该算一个勇者。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一文里说,“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他把这位勇者划归到强盗里去了。我是同意鲁迅的。就算看客们可憎可恶,也不至于要被削臂砍头吧。为救结义的哥哥宋江,李逵这么一砍,虽显了“义”,却失了“仁”。中国以忠义为精神的“侠”,也有某种缺陷及其破坏力,在当年的鲁迅看来,或者中国早已经没有了“侠”。
  季风:莫非在我们长河一样的历史和文人创作的精彩演义中,再找不到一个真正完美的勇者形象?
  杨争光:我们推崇的大义灭亲的勇者,大多是小说戏曲里的故事,显了“义”,而失了“孝”和“悌”,实在有违儒学精神。儒学文化也自知自身的矛盾,才有“忠孝不能两全”的哀叹。小说和戏曲里的故事也是尽了“忠”却失了“孝”,或者尽了“孝”却失了“忠”,顾此失彼,真不知如何是好。即使大智大勇、智勇双全的勇者,也难有完美的人格。
  但说找不到真正完美的勇者,我觉得也不尽然,不怕天不怕地、无所畏惧又能成正果的勇者,应该是有的吧?我想来找去,终于为大家找到了一个,就是美猴王孙悟空,是伟大的小说家贡献给人类的一个艺术形象。西方人是否认可并喜欢,我有些怀疑。我更愿意认为,这形象更多是贡献给我们的,也很得我们的喜爱。即使没看过《西游记》小说,但上演着的电视剧、动漫电影、连环画、戏曲等早让它家喻户晓,要说著名,它该是中国第一,大圣人孔子也是比之不及的。
  季风:您理解的勇者竟然是一只调皮的猴子,有点意思。
  杨争光:这只猴子用一两个小故事是无法尽述的,但略而述之,也就两段:一是大闹天宫,一是西天取经,先说它的大闹天宫。
  如果要区分出身,孙悟空应属于土生的猴精,大闹天宫是因为它不满现状。天朝的首脑玉皇大帝是个时而讲原则、时而又放弃原则的和事佬,对许多事件的处理不是依天条,而是依臣僚的主意,以计谋应对,但计谋也有穷的时候,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妥协,也就等于没有天条,也不坚持天条。对孙悟空的大闹玉皇大帝不但不讲天条,还给它官做。给它官的目的不是让它做事,而是让它不闹事。不闹事也就万事大吉。
  季风:看来这只猴子是真不懂事,不懂玉帝对它的一片特殊的爱护和善待的好心,也注定这只动物将来的命运不好,即使不被上天的力量碾压得灰飞烟灭,也会在三界尘世里吃很多的苦头。
  杨争光:猴子还是要闹的,这倒与做事不做事关系不大,而是它的猴性难改,还有官职太小,且无权无势——他只管马而不管仙,也就是管理不上那些天官天民。以它自以为的本事和能力,被给予这样的官职实在是一种愚弄,太不把此猴当人物了,因为失了脸面,所以他要闹下去,一直闹到得到“齐天大圣”的名号,和天比肩,还要插上一根威风的旗杆,扯一面醒目的旗帜。
  这可是连玉皇大帝也没有的特殊待遇,到了天界有法不能依、有力无力管的地步,这才从天界之外请来法力无边的如来佛祖。佛与道就成了一个组合。如果不是泼猴来闹,仙和佛是相互不搭界的,泼猴再泼,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它虽然在佛祖手指根下撒了一泡尿,却被反手压在了五行山下。一压就是五百年。直到一位僧人去西天取经,沿途要遭受九九八十一难的严峻考验,才需要有猴性的角色保驾护航。一直压在五行山下的泼猴被想起来,给一个差事让它去做,这就到了西天取经了。
  季风:杨老师讲述得很精彩,似乎又是一个电影剧本,但猴子终究是个造反型的人物,身上始终带着猴性和妖怪身份的标贴。
  杨争光:正是它的猴性难改,又闹起来怎么办,所以如来说弄一个紧箍咒,把它的猴性关在“制度”的笼子里。我们喜欢那种猴子,因为诸如胡闹打泼的事猴子做过而且做得好玩有趣,甚至解气痛快,大家对泼猴的审美,也缘由在此。毛泽东主席还写过一首诗,内容是“: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可见对猴子的神力不容置疑,“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伟人的喜爱中,也有着对猴子的信赖和期待。
  季风:我理解了关于那只猴子的电视剧、电影层出不尽,各个阶层年龄段的观众依然不反感,原来是大家都喜欢这个有个性的泼猴呀,而反感只会吃斋念佛的老和尚唐僧,正是因为我们内心承认猴子是真的勇者。
  杨争光:也可能是人都有着猴性,或隐或显,勇敢一些的,就生成现实事件,哪怕棍棒对抗,对这一类的事件,解读大都倾向于“因为不满,所以反抗”“即使犯罪,情有可原”,遵循着这样的现实逻辑。泼猴有火眼金睛的,能识出真的妖怪,也因为它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成正果,升而为佛,而他的猴性却留在人间。老和尚即使天天诵经、日日念佛,也难以改良成健康的人性。